巴黎，这座被誉为光之城的都市，在一九一九年的这个初春，却笼罩在一层看不见的、由野心、算计与旧日仇恨交织而成的浓雾里。
香榭丽舍大街的梧桐树刚刚抽出些许嫩芽，塞纳河的河水依旧不急不缓地流淌，但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巴黎市中心那座宏伟的建筑物——法国外交部所在地，奥赛码头。
在这里，一场旨在重塑世界格局的会议正在缓慢而艰难地进行着，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巴黎和会”
的历史性事件。
空气中弥漫着雪茄烟、高级香水和一种紧绷的、几乎可以触摸到的紧张感，来自世界各大洲、数十个国家的代表们聚集于此，每个人都怀揣着各自的期望与不安，试图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空前浩劫的废墟中，为各自的国家攫取最大的利益，或者说，尽可能地保全一些尊严。
对于许多弱小民族而言，后者往往是一种奢望。
会场内部的布置极尽奢华，彰显着法兰西共和国作为主办方的气度与历史底蕴，高高的天花板上悬挂着巨大的水晶吊灯，将室内映照得如同白昼，厚重的丝绒窗帘半掩着，遮挡住部分窗外并不算明媚的天光，墙壁上悬挂着描绘法国历史重大事件的巨幅油画，画中的人物仿佛正沉默地注视着台下这群正在试图书写新历史的活生生的人们。
长条形的会议桌旁，座椅的排列次序本身就暗含着一种不言自明的等级秩序，那些坐在核心位置的，自然是号称“三巨头”
的英国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列孟梭以及美国总统威尔逊，他们的表情或严肃，或疲惫，或带着一种理想主义者的执着，周围簇拥着各自的顾问和外交官，低声交换着意见。
而在稍远一些的位置，坐着其他主要协约国的代表，其中，华夏代表团的位置，虽然并非在最核心圈，却也因其近来在国际舞台上迅崛起的地位而备受瞩目。
再往外，则是更多国家的代表，他们的声音往往微弱，他们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将由那少数几个强国来决定，这几乎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识。
华夏代表团团长顾维钧，这位年轻外交官，此刻正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他穿着一身剪裁极其合体的深色西装，领带打得一丝不苟，头梳理得整整齐齐，脸上带着一种与年龄似乎不太相称的沉静与从容。
与周围那些或焦虑、或激动、或带着明显讨好神色的其他小国外交官不同，顾维钧的坐姿挺拔，目光锐利而冷静，仿佛一块投入喧嚣湖水中的磐石，不受周围纷乱涟漪的干扰。
他流畅地翻阅着面前的文件，偶尔用流利的法语或英语与身旁的副手低声交谈几句，声音平稳，听不出丝毫情绪的波动。
这种气定神闲的姿态，本身就已经引起了许多与会者的注意，因为他们记忆中，或者说他们印象里，来自远东的那个积贫积弱的国家的外交官，很少能够在这种级别的国际场合展现出如此自信的风采。
这和他们预想中的情况很不一样，甚至可以说，是迥然不同。
会议的进程，正如许多人预料的那样，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大国之间的博弈与妥协。
最初的几天，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如何处置战败国德国的问题上，尤其是其海外庞大的殖民地遗产。
英、法、日等国如同饿狼扑食一般，迫不及待地想要瓜分这些富饶或具有战略意义的土地。
言者的语调时而高亢激昂，诉说着本国人民在战争中所承受的巨大牺牲，仿佛唯有获得更多的领土补偿才能告慰逝者的在天之灵；时而又变得委婉含蓄，引用着各种国际法原则或历史渊源，来论证其诉求的“合法性”
与“正当性”
。
威尔逊总统则不时地插话，试图将他那着名的“十四点原则”
尤其是关于民族自决的理想主义理念注入到这些赤裸裸的现实利益分配之中，但这往往使得讨论变得更加复杂和冗长。
就在这种背景下，当议题不经意间似乎要滑向如何处理德国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权益时，日本代表团的团长，一位头梳得油亮、戴着圆框眼镜、表情带着几分东方人特有的含蓄但更多是掩藏不住的傲慢神态的外交官，清了清嗓子，准备言。
他打算按照事先谋划好的策略，以一种看似轻描淡写、实则志在必得的方式，提出日本对德国在山东权益的“合法继承”
要求，并试图将华夏的地位定性为“贡献有限”
的协约国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