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多只能给予一些象征性的、无关痛痒的权益，比如退还一点点庚子赔款的余额，或者在某些无关紧要的国际机构中获得一个观察员的席位。
这种论调，与两年前日本向华夏提出骇人听闻的“二十一条”
要求时的那种蛮横姿态，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他们似乎依然习惯于用俯视的眼光看待这个庞大的邻邦。
然而，就在日本代表刚要开口，嘴唇已经微微翕动的那一刻，顾维钧却举起了手，动作优雅而坚定，瞬间吸引了全场的目光。
“主席先生，”
他的声音清晰而洪亮，用的是无可挑剔的法语，这种语言在当时的外交界被视为最高雅的交流工具，“请允许我，代表华夏，在此就相关议题阐述我方的基本立场和核心诉求。”
这一举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包括坐在主席位置上的克列孟梭。
按照通常的外交礼仪和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像华夏这样的国家，通常应该等待更强大的盟友为其声，或者至少在主要大国表明态度之后才小心翼翼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如此主动地、甚至可以说是带有一种抢白意味地打断潜在对手的言，直接提出自己的“清单”
。
会场里响起一阵低低的、压抑着的嗡嗡声，那是人们交头接耳的声音，许多道目光——好奇的、惊讶的、审视的、甚至略带敌意的——齐刷刷地投射到了这位年轻的华夏外交官身上。
日本代表团成员们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起来，尤其是那位团长，他的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刚才准备言时那种故作轻松的姿态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冒犯的愠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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