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为正式政令、法令颁布时，为新政策、新法令赋予合法性。
好比某个新政策的推行政令上，盖上那名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大字的传国玉玺，就等于告诉天下人：这事儿，是朕要做的。
玉玺为证。
往下，自便是诸侯王专属的金玺。
相较于天子玉玺——尤其是极具神话色彩的传国玉玺，诸侯金玺，自然就要低一个档次。
用料肯定没的说——金没玉珍贵；
大小方面，诸侯金玺也要比天子玉玺小一圈，以明确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
再有，便是纂字。
不同于传国玉玺上，那直击华夏男性灵魂潮点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诸侯金玺，大都是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大汉某王。
其应用场景，和玉玺有些类似，都是在信件、公文上留下印记，以宣示‘这事儿是寡人做的’。
当然，天子有资格制定法令、革新制度，诸侯却并没有。
所以，诸侯金玺的应用场景，往往是在私人往来的信件，以及局限性极大的寥寥几种政令发布时。
其中相对具有代表性的，便是诸侯王要享受自己的法定权利，征劳于民，让老百姓帮自己白干苦力时，在政令上盖下的诸侯金玺。
但这，并非是为了让老百姓，知道是谁征召自己做苦力；
而是留痕。
——汉室诸侯征劳于民，是有人数额度、时间限度的。
比如梁王，每年可征召民夫三万，劳作四十五日；
如齐王，每年可征召民夫二万，劳作三十日；
再如江都王，每年可征召民夫一万五千，劳作二十日等等——都是根据诸侯国的人口、土地以及富裕程度，来划出的红线。
一旦触及这个红线，无论是多征召了一人，还是多征劳了一日，都会触犯一条对宗亲诸侯而言，比谋反都还要严重的大罪。
——役使国人过律。
这一条，和乱lun、毁祖庙，并称为汉室宗藩三大红线。
而且是高压线，谁碰谁死，神仙都救不回！
与这三条高压线相比，什么谋反、自立乃至刺王杀驾，反倒是诸侯藩王次一级的重罪——顶多就是个死；
而且大概率是病死、溺亡，而非明正典刑。
所以，汉室宗法——或者说是老刘家的‘家法’规定：宗亲诸侯征劳于民，必须发布正式的露布政令，并盖上诸侯王金玺为证。
至于这么做有什么用，这就不得不说汉室诸侯征劳于民，真正有趣的地方了。
按照惯性思维，诸侯王一口气征召几万人，劳作数十日；
就算多征点、多劳作几日——至少人数方面动点手脚，应该是没那么容易被查到的吧？
事实上，很好查。
因为诸侯征劳于民，并不是只发一张‘征劳多少万，劳作多少日’的王令，然后原封不动得抄录数百份，并分发全国上下。
而是每一个地方，都要发去一张针对性的王令，类似于：这个县三百，那个县五百，这个乡八十，那个亭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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