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难道是天有意为之？”（《孔子家语?辨物》）他用历史事实说明自然现象与人事无关，这种理性态度让颜路茅塞顿开。
对比 “阴阳家” 的 “祥变” 之说，更显 “不语怪” 的价值。邹衍 “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将自然现象与政治兴衰挂钩，如 “五德终始说” 认为王朝更替由五行相克决定；而孔子 “不语怪”，是为了避免人们舍本逐末 —— 与其讨论 “怪” 的寓意，不如关注 “民之所利而利之”（《孔子家语?贤君》），这种务实精神使儒家更贴近现实民生。
二、力：暴虐武力的价值否定
“力” 在孔子语境中特指 “以力服人” 的暴虐，与 “以德服人” 相对。《论语?季氏》“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批判的正是这种 “力”。春秋时期 “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史记?太史公自序》），武力夺权成为常态，《左传?隐公四年》记载州吁 “弑桓公而自立”，就是典型的 “力” 的胜利。
季氏 “八佾舞于庭” 的僭越背后，是 “执国命” 的武力支撑。《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季平子 “帅师伐孟孙氏”，用武力压制其他家族，孔子对此深恶痛绝，说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不是反对舞蹈本身，而是反对这种以武力为后盾的僭越。
“不语力” 的核心是 “贵德”。《论语?为政》“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主张以德礼而非武力治理。他称赞 “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论语?宪问》），因齐桓公通过葵丘会盟确立 “毋忘宾旅”“毋遏籴” 等盟约，而非战争维系秩序；批评子路 “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论语?公冶长》），担心其鲁莽滥用武力 —— 某次子路说 “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孔子便说 “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提醒他勇气需有仁德约束。
某次子贡问：“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 孔子答：“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肯定管仲的 “仁德” 而非 “武力”—— 管仲辅佐桓公 “不以兵车” 九合诸侯，这才是值得称赞的。
“不语力” 并非否定一切力量，而是反对 “力的滥用”。《论语?阳货》“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强调 “勇”（力量）需以 “义” 为准则。他教导弟子 “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将力量纳入道德框架 —— 冉有 “为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左传?哀公十一年》），孔子虽不满季氏，但认可冉有抵御齐国入侵是 “义战”，可见 “不语力” 是对 “不义之力” 的排斥。
有次子贡问 “怎么治理国家”，孔子说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又问 “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孔子答 “去兵”。再问 “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答 “去食”，最后强调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在 “兵”（武力）、“食”（物质）、“信”（道德）中，他把 “兵” 放在最末，可见对 “力” 的轻视。
对比 “兵家” 的 “力胜” 思想，更显 “不语力” 的深远。孙武 “兵者，诡道也”（《孙子兵法》）强调武力取胜，主张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而孔子 “不语力”，是为了避免社会陷入 “以力相倾” 的恶性循环，正如《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主张通过道德而非武力实现和谐，这种价值取向影响了中国 “以和为贵” 的文化传统。
三、乱：悖理乱象的秩序重建
“乱” 指违背伦理的乱象，《说文解字》“乱，治也”（反训），本义为 “不治”，包括 “臣弑君”“子弑父”“兄弟相残” 等违礼行为。春秋时期 “礼崩乐坏”，《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的观念被破坏，孔子目睹太多 “乱” 象：
鲁昭公被季氏驱逐，“居于乾侯”（《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客死他乡；卫灵公与南子淫乱，“太子蒯聩献盂于齐，过宋野，野人歌之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