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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兄长称 “兄”，自称 “弟”；
这些称谓在雅言中固定不变，而方言可能称谓模糊（如某些方言 “父”“叔” 不分），导致 “君臣父子” 的伦理关系不清。孔子在《论语?颜渊》中说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雅言的规范正是这种伦理秩序的语言体现 —— 语言清晰才能身份明确，礼仪才能发挥 “序民人”（《礼记?乐记》）的作用。
祭祀礼仪中的祝词，尤其依赖雅言的准确。《礼记?祭统》“夫祭有三重焉：献之属，莫重于裸；声之属，莫重于升歌；舞之属，莫重于《武宿夜》”，其中 “升歌”（演唱《诗经》）需用雅言，如《诗经?周颂?清庙》“于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用雅言的清越声调表达对文王的崇敬，方言的浊音则显得不庄重。孔子曾说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这种 “如在” 的虔诚，需通过雅言的庄重表达来维系。
历史上的 “礼崩乐坏” 常伴随语言混乱。春秋时期 “季氏八佾舞于庭”（《论语?八佾》），不仅是礼仪僭越（用天子的八佾舞），其祭祀时的祝词也 “多俚俗”（《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如将 “皇天” 称为 “老天爷”，与雅言的庄重相悖；而孔子 “执礼用雅言”，是试图通过语言规范恢复礼仪的严肃性，正如《礼记?中庸》“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语言的规范是修身的基础 —— 当一个人在礼仪中能准确使用雅言，其行为也会自然合乎礼。
五、孔子的语言观：雅言与方言的辩证统一
孔子并非否定方言，而是主张 “雅言为主，方言为辅”。《论语?述而》“子所雅言”，“所” 字表明雅言是特定场合（教学、执礼）的选择，日常交流可能使用方言，如他在鲁国与乡邻对话，可能用鲁地方言，《论语?乡党》“乡人之饮酒，杖者出，斯出矣”，与乡人饮酒时的互动，用方言更显亲切。这种 “因场合择语言” 的灵活，避免了语言规范的僵化。
他对弟子的语言教育也体现这种辩证。《论语?先进》记载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回答同一问题，孔子根据弟子性格（冉有退缩、子路冒进）调整语气，这种 “因材施教” 的语言策略，与 “雅言为主，方言为辅” 的原则一致 —— 核心思想（雅言）不变，表达形式（语气）灵活。
“雅言” 是 “仁道” 传播的工具。孔子的核心思想 “仁”，需通过雅言才能准确传递，如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欲”（欲望）“施”（施加）等词汇在雅言中有明确内涵，楚地方言 “欲” 与 “要” 混用，可能弱化其道德意味；他周游列国 “传道”，若不用雅言，“仁” 的理念便会因语言障碍而失真，这是他重视雅言的根本原因 —— 语言统一是思想统一的前提。
对比 “郑声淫” 的批评，更显雅言的价值。《论语?卫灵公》“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郑声” 是郑国的民间音乐，其歌词多用方言俚语（如《诗经?郑风?溱洧》“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兮” 的直白情爱表达），孔子认为其 “淫”（过度放纵）；而雅言的 “《诗》《书》之声”，则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语言的规范与情感的适度相统一，体现儒家的 “中庸” 之道。这种对 “雅” 与 “俗” 的区分，不是文化歧视，而是对 “文质彬彬”（《论语?雍也》）的追求 —— 语言需有 “文”（规范），也需有 “质”（真诚），雅言正是 “文质平衡” 的体现。
六、历史回响：雅言传统的传承与演变
汉代 “国语” 对雅言的继承，体现在 “洛阳语” 的官方地位。西汉定都长安，仍以 “洛阳语” 为 “国语”（继承雅言），《汉书?艺文志》“汉兴，萧何草律，亦着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 这里的 “讽书” 需用国语，确保文书的统一。许慎《说文解字》“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