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赖雅言的准确词汇。《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俊德” 在雅言中特指 “大德”（如尧的 “钦明文思”），孔子在讲授时强调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正是基于雅言对 “俊德” 的理解 ——“亲九族” 是 “仁” 的起点；若用方言将 “俊德” 解为 “才能”，则失去其伦理意义。
《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道心” 在雅言中是 “道义之心”，孔子将其发展为 “仁” 的思想，告诫弟子 “道心者，仁也，需精一守中”；而齐地方言将 “道心” 称为 “天心”，易与 “天命” 混淆，孔子特意用雅言辨析 “道心在人，天命在天，不可混为一谈”。
“《书》用雅言” 的核心是保持历史的真实性。《论语?为政》“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孔子感叹历史记载的缺失，而雅言作为规范语言，能减少文献传抄中的误差。他整理《尚书》时，“删其繁重，取其切于教化者”（《汉书?艺文志》），用雅言统一术语，如将不同版本中的 “德”“得” 统一为 “德”（雅言中 “德” 指品德，“得” 指获得），确保弟子能准确把握 “三代之治” 的智慧。
《尚书?商书?汤誓》记载商汤伐桀的誓师词：“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孔子用雅言讲解时，特别强调 “天命” 不是宿命，而是 “民心所向”，因雅言中 “天” 与 “民” 相通（《尚书?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若用方言将 “天命” 解为 “天帝的命令”，则会歪曲汤武革命的正义性，这正是孔子坚持用雅言的原因 —— 历史的真相依赖语言的准确传递。
对比战国时期的 “百家争鸣”，更显《书》用雅言的必要性。诸子百家各用方言着书，导致 “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墨家用语 “兼爱”“非攻” 带有鲁南方言特色，道家 “道”“自然” 的表述受楚地方言影响，法家 “法”“术”“势” 的术语则有三晋方言印记；而孔子用雅言传《书》，为儒家思想奠定了统一的术语基础，如 “德”“礼”“仁” 等核心概念在雅言中保持稳定，使儒家学说能跨越地域传播。
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说 “名者，大理之首章也”，强调语言对思想的决定作用，这正是对孔子 “《书》用雅言” 传统的继承。当《尚书》的 “明德慎罚” 通过雅言准确传递，“为政以德” 的儒家思想才能深入人心，可见语言的统一是文化传承的重要保障。
四、执礼用雅言：仪式庄重的语言保障
“执礼” 指执行礼仪（如祭祀、宴饮、朝聘），这些场合的语言需庄重、准确，雅言是最佳选择。《礼记?曲礼》“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定辞” 即语言沉稳规范，方言的随意性会破坏礼仪的严肃性，如祭祀时称呼 “神灵” 的称谓，雅言称 “皇天上帝”“列祖列宗”，而方言可能用 “老天爷”“老祖宗” 等俚俗说法，显得不恭敬。
孔子在礼仪中的语言实践，严格遵循雅言规范。《论语?乡党》详细记载他的礼仪言行：
“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在朝堂上经过君主空位时，“其言似不足者” 是因雅言的谦逊表达（如用 “敢”“窃” 等谦辞）；
“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 与不同等级的人说话，雅言的语气有别 —— 对下大夫（中级官员）用 “侃侃”（直率），对上大夫（高级官员）用 “訚訚”（和悦而正直），既符合礼仪又不失真诚，体现 “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
“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 作为君主的傧相（接待宾客），用雅言准确传达命令（如 “宾不顾矣” 报告宾客已离去），语言简洁庄重，避免方言的冗余。
“执礼用雅言” 的核心是 “别尊卑，明贵贱”。礼仪中的称谓（如 “君”“臣”“父”“子”）在雅言中有严格区分：
对君主称 “君” 或 “王”，自称 “臣”；
对父亲称 “父”，自称 “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