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公十五年》记载，子路在卫国政变中，面对蒯聩的叛乱，不是贸然冲锋，而是 “结缨而死”—— 系好帽缨再战斗，既保持了君子尊严（勇），也体现了临事的从容（谋）。孔子听闻后 “哭之恸”，或许正是看到子路在勇中融入了审慎，实现了 “好谋而成” 的精神成长。
五、行藏之道的历史实践：从孔门到后世
孟子对 “行藏” 的发展，提出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孟子?尽心上》）。“达则兼济” 是 “用之则行” 的扩展，不仅个人施展抱负，更要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穷则独善” 是 “舍之则藏” 的深化，在不被用时仍 “修身见于世”。孟子见梁惠王、齐宣王时 “说之以仁政”，是 “行”；被拒后 “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是 “藏”，这种实践与孔子一脉相承。
汉代的张良，堪称 “行藏” 的典范。辅佐刘邦时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是 “用之则行”；汉朝建立后 “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史记?留侯世家》），是 “舍之则藏”。他的 “行” 有谋，“藏” 有度，既避免了韩信 “兔死狗烹” 的结局，又保全了功名，正如《史记?留侯世家》“子房之术，可谓审矣”，审时度势的智慧使其行藏自如。
唐代的魏征，以 “行” 为主，却不失 “藏” 的智慧。辅佐唐太宗时，“犯颜直谏” 二百余事，推动 “贞观之治”，是 “用之则行”；他深知 “伴君如伴虎”，晚年 “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旧唐书?魏征传》），既保留直谏记录（行），又避免过度张扬（藏）。这种 “行而有节” 的智慧，使他成为 “一代名相”，善始善终。
宋代的范仲淹，将 “行藏” 升华为 “忧乐” 情怀。“庆历新政” 时推行改革，“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是 “用之则行”；改革失败后被贬邓州，写下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是 “舍之则藏” 中的胸怀。他的 “行” 不是为个人功名，“藏” 不是消极避世，而是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的担当，拓展了 “行藏” 的境界。
明代的王阳明，以 “心学” 实践 “行藏”。任南赣巡抚时，平定宁王之乱、治理地方，是 “用之则行”，提出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将 “行” 与 “心” 结合；被贬龙场驿时，“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悟 “格物致知” 之旨，是 “舍之则藏” 中的悟道。他的 “行藏” 以 “致良知” 为核心 —— 被用时 “知行合一”，不被用时 “静处体悟”，实现了内外的统一。
六、智勇相济的历史例证：从战场到朝堂
韩信的 “背水一战”，体现 “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战前他 “先使万人先行，出，背水陈”（《史记?淮阴侯列传》），看似冒险，实则 “知赵将不用广武君策”，先谋后勇；战中 “信所出奇兵二千骑，共候赵空壁逐利，则驰入赵壁，皆拔赵旗，立汉赤帜二千”，以谋取胜。这种 “勇” 是建立在 “知彼知己” 之上的，与 “暴虎冯河” 的鲁莽截然不同。
诸葛亮的 “空城计”，是 “好谋而成” 的经典。面对司马懿大军，他 “焚香操琴”（《三国演义》），看似冒险，实则深知司马懿 “多疑”，先谋算对方心理，再以 “勇” 设局。这种 “勇” 是 “谋” 的外在表现，正如《三国志?诸葛亮传》“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但关键时刻的谋断仍显智勇相济。
郭子仪的 “单骑退回纥”，展现 “临事而惧” 后的大勇。唐代宗时，回纥与吐蕃联兵入侵，郭子仪 “免胄释甲投枪而进”（《旧唐书?郭子仪传》），单骑见回纥可汗，先以 “昔与公等周旋，何日忘之？今故来相叙，何忽至于此？” 动之以情，再以 “吐蕃无道，乘我国有乱，不顾舅甥之亲，吞噬我边鄙，焚荡我畿甸” 晓之以理，最终说服回纥反戈。这种 “勇” 源于对局势的判断（谋）和对自身威望的自信，是 “好谋而成” 的体现。
曾国藩的 “结硬寨，打呆仗”，是 “临事而惧” 的实践。与太平天国作战时，他不贪奇谋，而是 “筑垒如城，掘壕如川”（《曾文正公全集》），先确保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