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配备一本《辟谣手册》，遇到谣言当场驳斥，并鼓励百姓用“民声箱”反馈可疑言论。
与此同时，苏菱在江陵建立第一所“公共卫生学院”，招收百名孤儿与贫家子女，亲自教授基础医学知识。课程内容通俗易懂：如何识别污染水源、怎样配比消毒石灰、发烧病人该如何隔离护理。结业者授予“乡医执照”，每月由官府发放薪俸，成为基层防疫骨干。
一个月后，第一批学员毕业。他们在各自村庄架起黑板，用粉笔画图讲解，被百姓称为“纸上大夫”。
而在京师街头，一场奇特的“辩论赛”正在上演。
两位说书人分别代表“守旧派”与“革新派”，在茶馆擂台对峙。一方高呼“祖宗之法不可变”，举例子曰“君子务本”；另一方则拿出《荆襄抗疫实录》逐条反驳，强调“洗手可防病”、“滤水能救命”，并现场演示活性炭过滤实验。
围观群众越聚越多，有人掏出铜钱下注支持哪一方。最终，革新派凭借事实与数据赢得满堂喝彩，连几位白发老儒也点头称是。
这场辩论被画成年画，印发行销全国。标题写道：“理越辩越明，路越走越宽。”
林远趁势推动立法，将每年六月十九定为“国民思辨日”，鼓励各地举办公开讨论会，议题涵盖教育、医疗、土地改革等民生大事。政府不得干预发言内容，只需提供场地与记录员。
然而，风暴并未平息。
七月十五，中元节之夜，长安东市突发大火。一座存放防疫物资的仓库化为灰烬，损失口罩二十万副、药材三百担。现场留下一张黄纸，上书血字：“逆天改命者，必遭天谴！”
调查结果显示，纵火者是一名曾参与清污队的死囚家属。其兄因感染疫病死于任务途中，未能获得赦免，故心生怨恨。
舆论顿时分裂。
有人痛斥：“新政拿囚徒当炮灰，死了也不给名分！”
也有人反驳：“若非公子们力挽狂澜，整座城都已陪葬！”
压力再次涌向朝廷。
赵晟召集五人密议。
“我们必须面对一个问题。”他在会议上直言，“当我们用囚徒清理污水、让平民冒险宣讲、叫孤儿学医救人时，是否也在无形中制造新的牺牲？”
沈知意沉吟道：“制度不能靠悲情维持。我们需要建立‘风险补偿机制’：凡是参与公共服务者，无论身份，一旦受伤或死亡，家属必须得到抚恤、子女优先入学就业。”
林远补充：“还可设立‘公益积分’，累积到一定数额可兑换土地、贷款优惠或官职推荐资格。让人们看到，付出是有回报的。”
苏菱则提出：“心理干预同样重要。很多康复者和一线人员患有‘疫后创伤症’，整夜做噩梦、不敢接触人群。我建议在全国设立‘心灵驿站’，培训专业倾听师。”
岑九沉默良久，终于开口：“还有最后一环??问责透明。每一次决策失误、每一例伤亡事故，都必须公布原因与责任人。只有这样，信任才不会变成盲从。”
李承武点头：“我可以调动边军退役将士，组建‘应急支援团’，平时训练，灾时出动，待遇参照正规军。”
赵晟听完，久久未语。最后，他提笔写下一道诏书：
“自即日起，凡为国为民履职者，不论贵贱，皆受国家庇护；凡因公致伤致死者，其家终身享有俸禄；凡隐瞒过失、推卸责任者，官降三级，永不录用。”
诏书颁布当日，长安暴雨倾盆。
百姓冒雨聚集在宫门前，自发点燃蜡烛，为逝去的清污队员、军医、乡医默哀。火光点点，汇成一条蜿蜒长河，仿佛连接着人间与苍穹。
三天后，天气放晴。
一只信鸽穿越云层，降落在西域龟兹国王庭。国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