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例如，纽约州博物馆举办了“大屠杀：见证与记忆”展览，并配有详细的教师指南。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成为华盛顿特区最受重视的博物馆之一，其教育项目影响力遍及全球。
许多国家将大屠杀作为反思本国在纳粹罪行中“合作”或“沉默”历史的切入点，从而将其内化为本国历史记忆的一部分，如法国对维希政府的反思。
这都进一步确立了犹太人核心受害者位置。
另外，犹太团体还推动文学与电影方面的宣传。
《安妮日记》之所以成为全球畅销书，是因为它用一个青春期女孩的普世情感（梦想、恐惧、对爱情的懵懂）包裹了恐怖的特定历史遭遇，使得全世界读者，尤其是年轻人，能够与之共情。它成功地将一个犹太女孩的故事普世化为了一个对抗压迫、渴望自由的故事。
好莱坞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1993年的《辛德勒的名单》是一个文化分水岭。犹太人导演斯皮尔伯格用高超的电影语言和黑白影像的“纪实感”，将大屠杀的恐怖以一种既具艺术性又易于全球观众接受的方式呈现出来。这部电影在全球的公映和获奖，使其成为一代人的大屠杀启蒙教材。此后的《美丽人生》、《钢琴家》等均延续了这一传统，用不同的艺术手法强化了这一叙事。
你以为犹太人做的仅仅是这些吗？当然不止，他们在外交与游说方面进行了持续的推动。
诸如“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世界犹太人大会”、“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等组织，在全球主要首都都有常设机构。它们持续地、有效地与各国政府、议会和国际组织（如联合国、UNES）进行沟通，推动关于反犹主义和大屠杀教育的立法、决议和声明。
犹太社群成功地将对大屠杀的承认与否，塑造为检验一个国家人权记录和民主价值观的试金石。否认大屠杀在许多西方国家成为法律禁止的罪行。这使得支持大屠杀记忆在国际政治上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和道德义务。
二战后，西方盟国最初计划对德国进行彻底“去纳粹化”，但冷战的开始迫使它们迅速将西德重塑为对抗苏联的盟友。这产生了一个叙事上的难题：如何与一个刚刚犯下滔天罪行的国家结盟？解决方案是“少数人作恶论”——将罪行归咎于希特勒及其核心圈层的意识形态狂热，而将德国人民描绘成也被纳粹欺骗和奴役的群体。聚焦于纳粹意识形态中最反人类的、最具排他性的反犹主义，恰好符合这一需求。它允许西方谴责一种极端的、已被击败的意识形态，同时为新的西德盟友“解套”。
强调纳粹迫害犹太人，在冷战初期麦卡锡主义盛行的美国，是一个绝对“安全”的叙事。它避免了去强调纳粹同样残酷迫害共产主义者（因为这可能引发国内对“红色恐慌”的复杂讨论），也淡化了纳粹与斯达林政权曾合作的尴尬历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是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道德上黑白分明的历史版本。
而其他受害者群体的“失语”与边缘化，也是他们失去核心受害者地位甚至都没人知道他们是受害者这一尴尬局面的原因之一。
罗姆人（吉卜赛人）在欧洲社会长期遭受歧视和边缘化，缺乏强大的政治组织和国际话语权，其苦难在战后很长时期内不被承认，甚至在其原籍国也继续受到迫害。
战后，许多国家的法律仍然将同性恋视为犯罪（包括德国根据第175条继续起诉同性恋者）。受害者们无法公开身份，他们的故事被羞耻和恐惧所掩盖，无法进入公共讨论领域。
这在今天的西方社会是难以想象的。
关于斯拉夫受害者，前苏联及其卫星国在冷战期间的宣传中，倾向于将牺牲泛化为“苏联人民的伟大卫国战争”，强调集体的英雄主义而非特定群体的受害者身份。同时，西方出于意识形态对抗，也对宣传前苏联的牺牲心存芥蒂。且东欧集团在战后对犹太人的迫害（如基辅医生案件、1968年波兰反犹运动）也使得这些国家不愿深入探讨自己在二战中作为“加害者”或“旁观者”的角色。
犹太人的叙事提供了一个罕见的、在道德上近乎绝对黑白分明的历史案例：无辜的受害者与极端的恶魔。这种清晰性对于教育、政治动员和外交来说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那些说华夏的电影电视剧将小日子塑造成极端的恶魔有问题的人，看看人家犹太群体是怎么做的，就是要先给小日子定性，其他的事情慢慢去做。
犹太人大屠杀叙事最终被塑造成一个关于宽容、多元主义和人权的普世教训。这使得它超越了犹太民族本身，成为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批判一切形式极端主义、种族主义和威权主义的终极历史参照物。这种“为我所用”的普世化过程，确保了其被广泛接纳和持续传播。
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
那为什么华夏在二战中承受了无比巨大的牺牲和苦难，但却常常感觉在国际话语体系中未被给予应有的关注和承认。
这种感受是真实且合理的。
这就不得不说道近代历史叙事的话语权与“西方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