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新学期开学后的一天早上，我推开办公室门，办公室不大，靠窗的位置摆着一张深棕色的实木办公桌，桌面上永远收拾得整整齐齐：左侧摞着待处理的高新办科研项目申报材料，右侧是一叠厚厚的统计报表，正中央摊开的，是校人事处刚下发的《2013 年度教师职称评审工作细则（征求意见稿）》。我坐下时，目光先落在了桌角那座小小的水晶奖杯上，那是去年学校授予我的 “年度科研管理创新标兵”，底座上刻着的 “江城科大一卡通科研管理系统” 字样，让我想起五年前那个熬夜核对数据的夜晚。
那时我刚晋升高新办主任不久，看着教师们抱着一摞摞纸质材料在各个科室间奔波，有时为了盖一个章要等上大半天，心里便动了改革的念头。后来主导开发的 “一卡通系统”，把项目申报、经费管理、成果转化全搬上了云端，化工学院的李教授在巴黎凌晨两点通过移动端完成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期检查的事，至今仍是学校科研管理圈里的美谈。再后来推行的 “赛马制”，让我在导师的项目和青年长江学者的团队间选择了回避，虽落了个 “六亲不认” 的戏称，却守住了 “制度面前无特例” 的原则；建立的 “科研信用积分制”，更是让环境学院的陈副教授凭长江大保护工程的成果破格晋升教授，打破了 “唯论文论” 的桎梏。
这些过往的成绩，如今却被桌上那份细则里的一句话搅得有些沉甸甸的，“职称评审中，项目级别认定以第一负责人为准，参与人员贡献不单独计分”。我手指在这句话下轻轻划了划，指甲无意识地蹭过纸面，上周和材料学院年轻教师张伟的对话，又清晰地浮现在耳边。
那天材料学院张伟副教授是攥着一叠项目合同来找我的，三十岁左右的小伙子，眼睛里满是红血丝，说话时声音都带着点发颤：“鹿主任，您帮我看看，我这三年参与了三个国家重点项目，其中两个是 500 万以上的大项目，负责的子课题还拿了行业奖项，可评副高的时候，还是因为不是第一负责人被刷下来了。” 他把合同摊开，指着上面的 “参与人员” 一栏，指尖因为用力而泛白，“您看，这项目里的核心实验方案是我设计的，现场调试也跑了十几个城市，可到了职称评审这儿，这些好像都不算数……”
张伟走后，我对着那几份合同看了很久，办公室里的日光灯管发出轻微的嗡嗡声，窗外的香樟树影晃进来，在合同上投下晃动的光斑。我忍不住想，建校初期学校的纵向项目单个很少能超过300 万元以上，那时一个项目负责人名额确实能覆盖主要贡献者；可如今国家对科技投入逐年加大，千万级的项目已成常态，一个大项目往往需要十几个甚至几十个科研人员协作，却依旧只能设定一个第一负责人。这就像让一支球队打比赛，只给队长记功，其他队员再努力也得不到认可，长此以往，谁还愿意当 “绿叶”？年轻教师的积极性受挫，学校的科研团队建设，又该如何推进？
这个问题像一块石头压在我心里，让我接连几天都睡不安稳。夜里躺在床上，眼前总浮现出张伟那双带着失落的眼睛，还有其他年轻教师私下里抱怨 “干得多不如挂名好” 的声音。我知道，不能再等了，必须拿出切实的解决方案。
第二天一到办公室，我就开始利用业余时间整理数据，把学校近五年的科研项目按金额分类统计：300 万以下的项目 137 个，300 万至 500 万的 55 个，500 万至 1000 万的 36 个，1000 万以上的 9 个。其中参与人员超过 10 人的大项目，占比已经达到 35%，而这些项目中，因不是第一负责人导致职称晋升受阻的教师，仅去年就有 29 人。看着表格里不断跳动的数字，我心里渐渐有了一个清晰的想法：按项目金额分级设立子项目负责人，这样既能匹配不同规模项目的协作需求，又能给年轻教师一个明确的 “名分”。
我对着表格反复琢磨：300 万以上的项目，团队规模通常在 5-8 人，需要一个核心成员协助总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