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课的评分，不如发表一篇 C 刊论文。”
我校高等教育研究所陈副教授指出，当代学术评价存在三大表征：以简单的量化指标评价复杂的学术价值；以阶段性的表现衡量稳健性的学术声誉；以静态的科学主义替代动态的科学精神并成为唯一标准。这种 “平庸之恶” 诱使学者追逐短期效应，导致学术发展缺乏长期深度累积，难以实现真正的创新。当评价体系只看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高校的年轻老师们被迫把 “十年磨一剑” 的基础研究变成 “短平快” 的碎片产出，学术初心在考核压力下逐渐异化。
为此，我们学校的科发院、教务处、学科办等多个部门积极行动起来。他们专门组织了与各学院老师的座谈会，旨在深入了解老师们的想法和意见。
在座谈会上，老师们热情高涨，纷纷踊跃发言。他们详细地阐述了各自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和改进措施。这些问题涵盖了教学质量、科研资源分配、学术评价体系等多个方面，反映出老师们对于学校教育事业的高度关注和责任感。
面对老师们的积极反馈，各部门负责人认真倾听，详细记录。他们表示将认真梳理这些意见和建议，并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着手在考评制度上进行改革创新。通过改革，希望能够更好地激发老师们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为学校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通过深入调研，我们惊讶地发现，在学术资源分配的金字塔结构中，青年教师竟然处于最底层，宛如被遗忘的角落。这一现象令人深感忧虑。
省教育厅的数据更是让人瞠目结舌：主持国家级课题的教授，平均能够获得高达 420 万元的科研经费，这个数字是省部级课题主持人的 4.3 倍！如此巨大的差距，无疑给学者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诱惑，迫使他们纷纷涌向所谓的“热门领域”。
以人工智能和碳中和等领域为例，国家课题的申报量在短短三年内竟然增长了 280%，而传统基础学科，如理论物理和古典文学，其申报量却下降了 39%。这种资源的过度集中，导致了学术研究的不平衡发展，一些原本重要的领域逐渐被边缘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资源的集中并非均匀分布，而是被少数所谓的“大佬”所掌控。我校的某“长江学者”团队，竟然同时主持着 5 项国家级课题，占用了全校 31% 的科研编制。这意味着其他教师的资源被严重挤压，尤其是那些 40 岁以下的青年教授，他们中有 62% 的人从未主持过任何省部级以上的课题，面临着巨大的发展困境。
在当今的学术界，行政职务已经成为获取资源的关键跳板。以省社科基金评审为例，有行政职务的申报人获批率高达 42%，而普通教师的获批率仅为 18%，前者是后者的 2.3 倍。这一数据充分说明了行政职务在资源获取方面所具有的巨大优势。
正是因为如此，双非高校的老师们才会拼命地去竞争院长、副院长等职位。一旦拥有了官职，他们不仅能够结识更多的人脉，还可以在课题申报和论文发表等方面进行资源交换。此外，他们还可以指挥年轻老师为自己“打工”，开展课题研究，从而垄断教材撰写、优质课程评比等重要资源。更重要的是，在职称评定中，他们也能够掌握一定的话语权。
一位青年教师无奈地表示：“回国进入高校后，想要在学术道路上有所发展，基本上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自己组建课题组，独立开展研究工作；要么加入院士或校、院领导的团队，借助他们的影响力和资源来推动自己的研究。对于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来说，如果没有‘大佬’的支持，想要申请高级别基金项目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种资源垄断所带来的后果便是学术领域的“近亲繁殖”现象愈发严重。我校数理学院的孙副研究员，经过对近9万篇论文的深入剖析后，惊人地发现学术成就竟然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继承模式。也就是说，那些有着高成就导师的学生，在学术界更容易得到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