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下榻的酒店时，马德里的夜空已是繁星点点。
数学家大会的喧嚣与傍晚使馆宴会的庄重气氛对于一众代表团成员而言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但张诚的脸上却是一片惯常的平静。
对他而言，这些外界的纷扰如同湖面的涟漪，终会归于沉寂，唯有内心深处对数学的探索才是永恒不变的追求。
就在他准备稍事休息，梳理一下次日归国行程时，科研助理赵伟拿着一个平板电脑，步履稍快地走了进来，脸上带着一丝不同于往常的郑重。
“张先生，”
赵伟将平板递过来，上面显示着一封措辞正式的英文邮件，“刚刚收到《时代》周刊编辑部的专访请求。
是他们的席特约记者，凯瑟琳·米勒女士亲自来的。
她本人现在就在马德里，希望能在您离开前，争取到一个面对面的专访机会。”
《时代》周刊。
这个在全球舆论场中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媒体名字，并未让张诚露出太多讶异的神色。
他深知，菲尔兹奖加上十二岁的年龄，以及背后所代表的“中国天才科学家”
叙事，足以吸引任何顶级媒体的目光。
“邮件中强调，他们进行的不是简单的获奖感言采访，”
赵伟补充道，“而是希望能进行一次深入的对话。
他们承诺，访谈内容将保持原貌，不会进行断章取义的编辑。”
张诚的目光快扫过邮件正文，对方的用词确实颇为诚恳，并且表示理解他时间的宝贵，愿意配合他的日程，时长约一小时。
他略一沉吟，便做出了决定。
“可以。
安排在今天晚上吧，地点就在酒店的小会议室。”
张诚的语气平淡，仿佛只是答应一次普通的学术交流，“告诉他们，我只有一个小时。”
“好的，我立刻去协调。”
赵伟点头，迅退出去安排。
晚上九点整，酒店一间布置典雅、隔音良好的小型会议室内，灯光被调整到最适合拍摄和交谈的柔和亮度。
《时代》周刊的席特约记者凯瑟琳·米勒，带着一名摄影师和一名录音助理，准时抵达。
凯瑟琳·米勒是一位年约四十、气质干练的女性，金一丝不苟地挽在脑后，穿着剪裁利落的职业套装，眼神锐利而富有经验。
她以善于提出尖锐问题和挖掘深度故事而闻名。
在她看来，眼前这位史上最年轻的菲尔兹奖得主，无疑是一个极具新闻价值的“素材”
——极致的智慧与极致的年轻，东方的内敛与颠覆性的创新。
她准备的问题，在温和的外表下，藏着不易察觉的锋芒。
简单的寒暄和设备调试后，专访正式开始。
摄像机红灯亮起，录音设备无声运转。
“您好，张教授，感谢您抽出宝贵的时间接受我的专访。”
“先，再次恭喜您——荣获菲尔兹奖。”
凯瑟琳的开场白简单而直接，她很快话锋一转，抛出了第一个精心设计的问题，“您以十二岁的年龄，解决了困扰数学界一个多世纪的难题。
在许多人看来，这几乎是一种‘神迹’。
您自己如何看待这种评价？您认为您的成功，更多是源于某种独一无二的天赋，还是后天可复制的努力与教育模式？”
问题看似在探讨成功原因，实则暗藏陷阱。
若过分强调天赋，易被解读为“天才论”
，脱离群众，甚至可能引对其背后教育模式的质疑；若过分强调后天努力与教育，则又与他过于年轻的年龄和所达成成就的极端性显得有些矛盾。
张诚闻言，脸上没有任何被冒犯的神情，只是平静地直视着凯瑟琳，用他那特有的、平稳而清晰的语调回答：
“米勒女士，将任何个体的成就简单归因于‘神迹’或单一的‘天赋’，我认为都是一种认知上的缺陷，也无助于理解知识进步的真实过程。”
他略微停顿，组织着语言，每一个词都仿佛经过精确的衡量。
“人类智慧的每一次跃迁，都建立在无数前辈探索者构筑的阶梯之上。
我恰好站在了一个合适的位置，看到了前人未曾注意到的风景。
至于年龄，它或许意味着更少的思维定势和更活跃的直觉，但知识的严谨性和深度，与年龄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