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一下重心，但这微小的动作在严格的生产线上，也显得如此奢侈。
午餐和晚餐的时间各半小时。铃声一响，所有人像听到指令的士兵，瞬间离开工位，冲向食堂。饭菜是固定的大锅菜，油水稀少，味道寡淡，只能勉强果腹。他端着饭盆，看着周围那些和他一样疲惫、一样沉默的面孔，几乎没有人交谈，只有一片狼吞虎咽的咀嚼声。吃完饭，没有任何休息，铃声再次响起，所有人又被无形的鞭子驱赶着，回到那个属于自己的、狭小的站位上。
十六个小时，不是八小时工作制的简单叠加，而是一种对生理和心理极限的漫长拷问。当代表下班的、如同救赎般的铃声终于响起时，张建设几乎是从工位上瘫软下来的。
他感觉自己的手指已经完全僵硬，无法伸直，保持着一种弯曲的、想要握住什么的姿态，微微颤抖。耳边依旧是“嗡嗡”的轰鸣，那是传送带和电批残留在听觉神经上的幻听。视线一片模糊，看什么都带着重影。
他拖着仿佛不属于自己的身体，跟着麻木的人流走出车间。外面，南方的夜空看不到星星，只有被工业灯火映成暗红色的、污浊的天幕。
他抬起自己那双布满老茧、此刻却连握紧都困难的手，在昏暗的路灯下看着。这双手，曾经能车出精度达到头发丝十分之一的零件，能赢得“技术能手”的奖状，是他在北春安身立命的根本。而如今，它们只是在十六个小时里，机械地重复了成千上万次拧螺丝的动作。
一种比身体疲惫更深沉的、属于灵魂的无力感，像南方的夜露一样，悄无声息地浸透了他。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在这里，他不再是一个有技术、有名字的“张师傅”，他只是一个代号，一个会呼吸的、必须跟上流水线速度的工具。那每月六百元的许诺，是用他作为人的尊严和全部的时间，一点一点磨损、兑换而来的。
所谓的“包住”，是将他们这些外来男工塞进厂区后面一片低矮、破旧的砖砌平房里。那甚至不能称之为宿舍，更象是临时搭建的窝棚。墙壁没有粉刷，裸露着粗糙的红砖，上面布满了霉斑和来历不明的污渍。屋顶是石棉瓦的，在南方潮湿的空气里，长出了一簇簇暗绿色的苔藓。
张建设推开那扇吱呀作响、几乎要散架的木门，一股浓烈到令人作呕的气浪扑面而来，几乎将他掀了个跟头。那是几十个成年男性体味、汗臭、脚臭、廉价烟草的焦油味，还有角落里堆积的湿衣服散发出的馊味，以及南方特有潮气滋养出的霉味，所有气味混合在一起，经过一夜的发酵，形成的具有实体感的、令人窒息的恶臭。
屋子极大，却极其拥挤。两边是锈迹斑斑的铁架双层床，密密麻麻地排列着，中间只留下一条狭窄的、堆满了破旧鞋子和脸盆的过道。床上是颜色各异、但同样脏污不堪的被褥枕头。光线昏暗，只有屋顶吊着几盏蒙着厚厚灰尘、瓦数极低的白炽灯，像几只垂死的眼睛，勉强投下昏黄的光晕。
此刻正是下工时间，工棚里如同炸开了锅。有人脱掉湿透的工服，赤着精瘦的上身，露出嶙峋的肋骨；有人端着破旧的搪瓷盆，骂骂咧咧地挤向屋子尽头那个只有一个水龙头、地面永远积着污水的洗漱区；有人迫不及待地点燃香烟，贪婪地吸着，仿佛那是续命的良药；更多的人，则像被抽掉了骨头一样，直接瘫倒在床上，连鞋都懒得脱。
“妈的，这鬼地方，热死老子了！”
“线长那个叼毛，今天又扣了我三块钱！”
“别挤！水都没了！”
各种口音的脏话、抱怨、叫嚷混杂在一起，比车间里的噪音更让人心烦意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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