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朝廷任命的荆州刺史，深得蒯氏、蔡氏支持，如今已诛杀宗贼首领，收编数万之众。你们若继续抵抗，不过是自取灭亡；若归降刘使君，不仅可保性命，还能获得官职，造福一方百姓，何乐而不为？”
张虎、陈生深知蒯越所言非虚，当即决定归降。
刘表顺利进入襄阳，将治所迁至此处。
此后，刘表按照蒯越的建议，派重兵驻守襄阳与江陵，然后向荆州其他七郡传递檄文。
正如蒯越所预料的那样，荆州各郡的官员、豪强见刘表势大，纷纷上表归附。
短短数月之内，刘表便基本掌控了荆州八郡（南阳郡、南郡、江夏郡、零陵郡、桂阳郡、武陵郡、长沙郡、章陵郡），成为南方最强大的割据势力之一。
而蒯越也因功被刘表拜为章陵太守（今湖北枣阳东南），封樊亭侯，成为刘表麾下最重要的谋士之一。
在蒯越的辅佐下，刘表采取了“保境安民”的政策：他轻徭薄赋，鼓励农耕，吸引了大量因中原战乱而南下的百姓与士人；他设立学校，延请名士，使得荆州成为乱世中的一片“文化绿洲”——诸葛亮、徐庶、司马徽、庞统等日后的三国名人，都曾在荆州隐居或游学。
可以说，刘表能在荆州立足并开创基业，蒯越的智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若无蒯越的“诱杀宗贼、据守要地”之策，刘表或许早已沦为袁术或宗贼的阶下囚，荆州也将陷入更加混乱的割据局面。
建安五年（200年），随着中原局势的变化，荆州的战略地位愈发重要。
此时，曹操与袁绍两大势力在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展开了决战，这场战役不仅是曹操与袁绍争夺中原霸权的关键之战，更决定了未来天下的走向。
袁绍拥有冀、青、幽、并四州之地，兵力雄厚，粮草充足，是当时最强大的割据势力；曹操则占据兖、豫二州，虽兵力不及袁绍，却善于用兵，麾下人才济济。
双方在官渡对峙数月，都试图争取第三方势力的支持，而坐拥荆州十万大军的刘表，自然成为了双方拉拢的焦点。
袁绍首先派使者前往襄阳，以“盟友”之名将刘表，希望刘表能出兵袭击曹操的后方（许都），形成前后夹击之势；曹操也深知刘表的重要性，若刘表倒向袁绍，自己将腹背受敌，于是也派使者前往荆州，以“朝廷名义”安抚刘表，希望他保持中立。
面对两大势力的拉拢，刘表陷入了犹豫。
他的内心深处，既想“坐观天下之变”，等待曹操与袁绍两败俱伤后再渔翁得利，又担心得罪任何一方——若帮助袁绍，一旦曹操获胜，自己必将遭到报复；若帮助曹操，又恐袁绍迁怒于荆州，同时也会失去“称霸天下”的机会。
因此，刘表最终采取了“中立”的态度：他既没有出兵帮助袁绍，也没有明确表示支持曹操，只是将双方的使者都留在襄阳，好酒好菜招待，却不做任何实质性的承诺。
然而，蒯越却深知“中立”并非长久之计。
他多次在私下与刘表交谈，分析天下大势，劝刘表放弃中立，转而结交曹操。
蒯越的理由主要有三点：
第一，曹操“明哲善用”，必能击败袁绍。
蒯越指出，袁绍虽兵力雄厚，却“外宽内忌，谋多不断”——他手下虽有田丰、沮授等智谋之士，却不能充分信任；有颜良、文丑等勇将，却不会合理任用。
而曹操则“知人善任，赏罚分明”，麾下谋士郭嘉、荀彧、贾诩等人各展其才，武将夏侯惇、夏侯渊、张辽等人奋勇作战。
更重要的是，曹操控制着汉献帝，“挟天子以令诸侯”，占据了道义上的制高点。
因此，蒯越断定，曹操必能在官渡之战中击败袁绍，若刘表此时不与曹操结交，一旦曹操获胜，必将对荆州采取军事行动。
第二，“中立”只会引火烧身。
蒯越向刘表进言：“如今天下豪杰并争，曹操与袁绍是最强大的两雄，将军坐拥十万大军，看似是‘关键第三方’，实则处于危险之中。若将军想争夺天下，便应趁着曹操与袁绍疲惫之际起兵；若不想争夺天下，便应选择一方归附。如今将军既不帮助袁绍，也不支持曹操，看似中立，实则是在同时得罪双方。一旦曹操击败袁绍，必然会率领大军南下，届时荆州将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