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知；更有匿名人士在网络散布林小野早年留学期间“接受反华组织资助”的谣言，企图抹黑其动机。
最致命的一击来自心理层面??一封伪造的“遗书”在网络上疯传，署名竟是已故的巴特尔。内容声称他临终前后悔参与“赎罪录”计划，劝告后人“莫再执迷”。
林小野几乎窒息。他知道，这是典型的认知战手段：摧毁你的信誉，瓦解你的道义基础，让你的支持者开始怀疑。
但他也清楚，敌人越是疯狂，说明他们越恐惧。
当晚，他在直播中面对镜头，平静地说：“我可以被攻击，可以被污蔑，但请你们记住一件事：巴特尔死前最后一句话是‘播下种子’。如果今天这颗种子长出了刺，那是因为土地太久未曾翻动。”
然后，他拿出巴特尔亲笔日记的扫描件，逐页展示，最后定格在一页潦草却有力的字迹上：
>“我相信小野。他不怕疼。”
全网沉默三秒，随即爆发海啸般的弹幕：
【我相信你。】
【我们都不怕疼。】
【继续往前走。】
第二天清晨，意想不到的援军出现了。
一位名叫王建国的老摄影记者站了出来。他曾是李维安的搭档，参与过《断裂带》拍摄。他在微博发布一段尘封十五年的采访视频：画面中，一位东北老工人蹲在雪地里，手里捧着一张下岗通知书，哽咽道：“我不是要钱，我就想问问，我们奉献了一辈子，怎么就成了包袱？”
视频末尾，李维安低声说：“这样的问题，不该被忘记。”
王建国写道：“维安后来变了，但我一直存着这段母带。今天我才懂，真正的忠诚不是对权力低头，而是对人民说实话。”
舆论瞬间反转。
越来越多“沉默的共谋者”开始发声。一位退休的电视台总编承认，他曾亲手删掉一部关于艾滋病村的纪录片，只因上级一句“基调太沉重”；一名知名编剧坦白，自己曾在剧本中加入刻意美化官僚的情节，换取项目过审。
一场自发的“认罪潮”在文艺圈蔓延。
林小野没有庆祝。他知道，这不是胜利，而是一次集体创伤的暴露。这些人不是恶人，他们是体制齿轮中的一环，在生存与良知之间挣扎多年，终于敢说出“我当时害怕”。
他决定启动第四阶段行动：**“宽恕与重建计划”**。
该计划包含三项内容：一是设立“创作修复基金”，帮助曾被迫修改作品的导演重制原版；二是成立“伦理协商委员会”，邀请施压方与受压方面对面对话，记录全过程并公开；三是推动立法建议，将“强制艺术修改”纳入行政诉讼范畴。
消息传出，争议四起。
有人骂他“圣母心泛滥”，认为加害者不配被原谅；也有人担心谈判会沦为形式主义表演。但林小野坚持：“我们不是要和解，是要厘清责任。只有当压迫者也开口说话，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个系统如何运转。”
首次协商会在北京举行。受邀者包括三位前广电官员、两名地方宣传部长及五位受害者代表。
现场气氛凝重。一位曾被封杀十年的编剧面对当年下令禁片的领导，声音颤抖：“您知道吗？我女儿问我，爸爸是不是做了坏事才不能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