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夏代表团下榻的酒店房间里，顾维钧时常工作到深夜。
台灯的暖光笼罩着书桌，上面铺满了文件、电报稿和地图。
他仔细审阅着每一条涉及航母和海军航空兵的条款草案，字斟句酌，寻找着一切可以植入模糊性、为未来展预留空间的表述。
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有时需要与对方代表反复争论，有时需要巧妙地利用美英与日本之间的矛盾，有时甚至需要做出一些无关痛痒的、技术性的让步，以换取在核心关键定义上的突破。
他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这不仅是一场外交谈判，更是一场关乎国家未来命运的战略欺骗和布局。
他想起唐启曾说过的另一段话，那话语带着一种穿越者特有的沧桑与笃定：“老顾啊，你不晓得，未来的海洋，肯定不会是航母的天下，是舰载机的天下。
那些看起来威猛的战列舰，迟早要变成漂浮的铁棺材。
我们现在忍一时之痛，放弃一些看似光鲜的东西，是为了给子孙后代，挣下一片真正能制霸海洋的家当！
这个过程很煎熬，像是在黑暗里走路，但我们晓得光在哪个方向。”
终于，在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和反复的拉锯之后，《华盛顿海军条约》中关于航空母舰的部分，最终定格成文。
条约对航母的单舰吨位和总吨位设置了上限，但在顾维钧等人不懈的努力下，其定义相对宽泛，对于航母的作战用途、舰载机数量与性能展、相关航空技术（如弹射器、拦阻索等）的探索，并未施加严格的、前瞻性的限制。
尤其重要的是，条约并未对“海军航空兵”
的训练、战术展以及与之配套的科研投入做出任何有效约束。
这就像是在一堵严格限制主力舰展的厚墙上，巧妙地打开了一扇通向未来的、未被严密看守的侧门。
当条约文本大致尘埃落定之时，顾维钧在酒店房间里，亲自起草了一封给北京唐启的密电。
他用的密码是出前由唐启亲自参与制定的，极其复杂。
窗外，是华灯初上的异国都市，而他的笔尖，却承载着一个古老民族重新走向海洋的沉重希望。
他写道：
“北京。
唐先生钧鉴：连日磋商，唇焦舌敝，幸不辱命。
战列舰之饵已抛，斋藤等果深信我财力不济，无力竞逐，戒心大减。
于航母及航空兵事，反复力争，美英初虽不解，然我据理以争，彼等或觉无关宏旨，或为制衡日本，未作深究。
条约文本关于此部分，定义留有充分余地，限制多集中于吨位表象，于核心技术、战术展及训练，几无实质束缚。
可谓，鱼已咬钩，航母之路已清。
然此仅法律之始，真正艰难，在于日后之践行。
维钧不日将启程归国，面陈详情。
顾维钧。”
写罢，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仿佛将胸腔中积压许久的重担暂时卸下。
他走到窗边，凝视着远方。
视线仿佛穿越了浩瀚的太平洋，看到了那片饱经沧桑却正在孕育新生的土地。
他想到了唐启，此刻或许正在北京的办公室里，对着地图和蓝图，筹划着如何将今天这纸文书上的模糊空间，转化为未来劈波斩浪的钢铁巨舰和翱翔海天的雄鹰。
这是一条无人走过的路，充满了未知的风险和挑战，敌人的围堵、技术的壁垒、内部的质疑……前路注定崎岖而惨烈。
但至少，在这至关重要的起跑阶段，他们成功地瞒天过海，为那个深藏于心的、宏大的蓝色梦想，抢得了一个隐蔽而宝贵的出阵地。
夜色中的华盛顿依旧繁华，但对于顾维钧而言，他的心，早已飞回了正在黎明前黑暗中积蓄力量的东方故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