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在航母上的限制要求，变得异常敏锐、执着，甚至在某些细节上显得有些“斤斤计较”
。
“诸位，关于航空母舰的定义，我认为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具备飞行甲板的军舰，”
顾维钧在一次相关的技术性讨论中，再次起身言，他的语气平和，但措辞却极为精准且坚定，
“这涉及到其具体的吨位结构、机库容量、航空燃料携带量，以及最为关键的，其作战使命的界定。
如果仅仅以排水量作为单一限制标准，而忽视其作为‘海上航空基地’的特殊功能属性，恐怕有失公允，也难以适应未来海军技术的展。”
他引经据典，时而引用英国海军近年的一些试验数据，时而提及美国民间飞行家的一些跨洋飞行壮举所展示的航空潜力，论证飞机与海上平台结合所可能带来的革命性变化。
他的言逻辑严密，却又在关键处巧妙地留下一些可供诠释的空间。
美国代表休斯起初有些疑惑，他觉得这位中国代表似乎在这些“细枝末节”
上投入了过多的热情。
在他以及许多美国海军官员看来，飞机固然有用，主要体现在侦察和有限的岸基防御上，但要取代巨舰重炮作为海战主宰，那还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他甚至私下对助手评论：“顾博士是不是有点过于沉迷于这些新奇玩意儿了？他们的海军基础还很薄弱，更应该关注一些实际的问题。”
但顾维钧的论点听起来又似乎很有道理，是基于“技术公平”
和“适应未来”
的角度，这符合美国人的实用主义精神。
而且，华夏已经在战列舰问题上做出了如此“巨大”
的让步，在这些“次要”
问题上给予他们一些表达意见的空间，似乎也无伤大雅，甚至可以作为对其“合作态度”
的一种补偿。
因此，当顾维钧提出一些对航母吨位限制相对宽松、对其定义更具包容性的条款修改意见时，美方并未强烈反对，有时甚至觉得这些提议有其技术上的合理性。
英国代表张伯伦则更多地从政治平衡的角度考虑。
他隐约觉得中国人在玩某种策略，但具体是什么，他又说不太清楚。
毕竟，皇家海军内部对于航母的未来也存在争议，传统的“大炮巨舰”
主义者仍占据主流。
他更多的精力被日本在战列舰问题上的顽固态度所牵制，斋藤实像一块又臭又硬的石头，在每一个百分点上都要激烈争吵。
相比之下，中国代表在这些“边缘”
议题上的执着，虽然有点烦人，但似乎并不构成核心威胁。
“或许，这是他们在缺乏传统主力舰的情况下，寻求一种非对称的补偿手段？”
张伯伦这样揣测，但他并不认为这种补偿能在短期内改变力量对比。
为了不节外生枝，也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拉拢中国，以制衡日本在远东过于咄咄逼人的态势，英方在某些航母相关的条款上，也采取了默许或者不置可否的态度。
而日本代表斋藤实，他的全部心神几乎都浸泡在与美英争夺战列舰吨位的泥潭里。
每一点吨位，在他眼里都是帝国海军未来的脊梁，是国家荣耀的象征，是确保对华、对美战略优势的基石。
当他的助手，一位年轻的海军少佐，偶尔低声向他报告华夏代表又在航母定义问题上提出什么“奇怪”
的提议时，斋藤实总是极其不耐烦地挥挥手，打断道：“够了！
支那人就是喜欢在这些奇技淫巧上浪费时间！
没有强大的战列舰，几艘能起降飞机的船，又能有什么用？难道能用飞机扔下的炸弹能击沉我们的‘长门’、‘陆奥’吗？简直是天方夜谭！
不要让他们干扰了我们的主要目标！”
他那被战列舰吨位比例折磨得有些焦虑的脑子里，根本容不下这些“细枝末节”
。
他甚至觉得，华夏人越是把精力放在这上面，就越说明他们在真正的海军实力上的无能和不自信，这反而让他更加轻视。
这种基于固有认知和战略误判的轻视，恰恰是唐启和顾维钧精心计算，并极力诱使其深陷的陷阱。
会议在争吵、妥协、秘密磋商中一天天过去。
华盛顿的秋意渐浓，街头的梧桐树叶已变得金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