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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勖不仅对伐蜀表示赞同，更是展现出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
他向司马昭提出了一套具体而精妙的军事建议：一方面，他建议钟会率领主力部队从骆谷进军，以此来牵制蜀军的主力；另一方面，他提议邓艾率领偏师从阴平小道迂回，出其不意地直取成都，打蜀军一个措手不及。
此外，荀勖还主张派遣使者去安抚蜀汉边境的部落，以瓦解蜀军的外部支援，使其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司马昭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决定采纳荀勖的建议，发动伐蜀之战。
这场战争进行得异常激烈，但由于司马昭的精心策划和将领们的英勇奋战，最终大获全胜。
蜀汉后主刘禅眼见大势已去，只得无奈地选择投降，至此，三国鼎立的局面正式宣告结束。
然而，伐蜀之战的胜利并没有给司马昭带来太多的喜悦，因为战后不久，钟会与邓艾之间就因争功而反目成仇。
钟会心生不满，竟密谋叛乱，企图自立为王。
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局势瞬间变得紧张起来，甚至一度危及到整个国家的安全。
此时的荀勖正在洛阳辅佐司马昭处理后方事务。
当他得知钟会叛乱的消息后，并没有惊慌失措，而是迅速冷静下来，开始思考应对之策。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荀勖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他下令关闭洛阳城门，加强城防，防止钟会的亲信趁机作乱；同时，他还紧急派遣使者快马加鞭前往蜀地，传达司马昭的诏令，安抚军心，稳定局势。
不仅如此，荀勖还暗中给监军卫瓘下达了密令，让他迅速采取行动，平定钟会的叛乱。
卫瓘接到命令后，立即率领军队展开行动，经过一番激战，终于成功地平定了叛乱，钟会也在乱军中被杀。
尽管邓艾在此次事件中含冤被杀，但蜀地的局势很快得到了稳定。
荀勖在这场危机中的沉着应对，展现出了他卓越的政治才能和果敢的决策力。
司马昭对他的表现十分赞赏，对他也越发器重起来。
而荀勖也因为这次事件，在西晋朝堂上站稳了脚跟，为他日后的仕途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晋泰始元年（公元265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逼迫魏元帝曹奂禅位，建立西晋王朝，定都洛阳，荀勖因辅佐之功被封为济北郡公，后改封光禄大夫、中书监，跻身西晋核心重臣之列。
此时的西晋，虽实现了天下统一，但历经多年战乱，社会经济凋敝，典章制度残缺，荀勖深知“治国先立制”的道理，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制度建设与文化复兴之中，其中最为突出的贡献，便是修订礼乐与完善官制。
在礼乐方面，荀勖堪称西晋的“雅乐之魂”。
自汉末以来，天下大乱，雅乐失传，民间音乐多为淫靡之音，既不符合儒家“礼乐治国”的理念，也不利于朝廷教化百姓。
司马炎即位后，下令修订雅乐，荀勖主动请缨，牵头负责此项工作。
他深入研究儒家经典，搜集散落民间的古代乐谱，又结合当时的音乐特点，对雅乐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与创新。
为了确保雅乐的音律准确，荀勖还发明了“律尺”，以黍粒为标准，确定音律的长度与高度，解决了长期以来音律不统一的问题。
此外，荀勖还根据西晋的政治格局与社会需求，制定了新的乐舞制度：在朝廷祭祀天地、祖先时，演奏《正德》《大豫》等雅乐，彰显皇权的威严与对祖先的敬重；在朝会、宴饮等场合，演奏《鹿鸣》《鱼丽》等乐曲，体现君臣和睦、天下太平的景象。
这些雅乐的修订与推行，不仅恢复了儒家的礼乐传统，更在潜移默化中强化了百姓的正统观念与国家认同感，为西晋初期的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官制方面，荀勖针对曹魏官制的弊端，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曹魏时期，中书省与尚书省权责不清，常常出现相互推诿、效率低下的问题，荀勖建议明确划分两省权责：中书省主要负责起草诏令、参谋朝政，为皇帝提供决策建议；尚书省主要负责执行诏令、管理地方行政，确保朝廷政令的畅通。
这一改革不仅提高了朝廷的行政效率，也避免了权臣专权的隐患，被司马炎采纳后，成为西晋官制的核心制度，对后世的官制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除了制度建设，荀勖在朝堂之上还以“善于识人、敢于荐贤”着称。
他深知人才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始终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无论出身贵贱、派系如何，只要有才干，便会向朝廷举荐。
当时有一位名叫张华的官员，出身寒门，却才华横溢，因不愿依附权贵而长期得不到重用。
荀勖得知后，多次向司马炎举荐张华，称赞他“有王佐之才，若委以重任，必能为国家建功立业”。
最终，司马炎任命张华为中书令，张华果然不负众望，在平定东吴、治理地方等方面立下大功，成为西晋的一代名臣。
然而，随着西晋王朝的发展，朝堂之上的权力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