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不祥之言”。
建安五年五月，孙策在丹徒山中狩猎时，因追逐一只鹿而与侍卫走散，途中遭遇许贡的门客（许贡曾为吴郡太守，因反对孙策被斩，其门客欲为其报仇）。
双方发生搏斗，孙策被箭射中面颊，身负重伤。
回到军营后，孙策的伤势日渐恶化，临终前，他恍惚间见一白发老者立于床前，身着素布道袍，手持藜杖，正是于吉的模样。
孙策惊呼一声，吐血而亡，年仅二十六岁。
此事虽为巧合，却被百姓解读为“于吉索命”，更让于吉的“仙人”形象深入人心。
此后，江东百姓对于吉的祭拜从未断绝，即便在孙权建立吴国后，也未明令禁止——据《吴书》记载，孙权的皇后潘淑曾私下供奉于吉画像，祈求子嗣，而孙权得知后，也仅是“默然不语”，并未加罪。
于吉之死，并未终结其“传奇”，反而让其形象在民间不断被神化，甚至逐渐融入道教体系，成为跨越千年的“民间神只”。
西晋时期，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将于吉与左慈、葛玄并列为“汉末三大方士”，称其“得太平之道，能通鬼神，济万民，虽身死而神不灭”。
葛洪认为，于吉所传的《太平青领书》，虽部分内容“略显粗陋”，但核心思想（如“关爱百姓、反对暴政”）与道教“无为而治”的理念相通，故将其纳入道教经典体系。
东晋时期，道教理论家陶弘景在《真诰》中，进一步将于吉的地位提升，称其“死后升仙，为‘太平广化真人’，居太上老君座下，掌管人间疾疫之事”。
南北朝时期，道教逐渐系统化，于吉所传的《太平青领书》被列为“道教早期经典”，其本人也被尊为“太平道始祖”之一（另一始祖为张角）。
北魏太武帝时期，道士寇谦之“清整道教”，曾在平城（今山西大同）修建“太平观”，供奉于吉画像，每逢疾疫之年，便举行法会，祈求于吉“驱邪除疫”。
南朝梁武帝萧衍笃信道教（后改信佛教），曾下令在吴郡为于吉重修“太平观”，并亲题匾额，追封于吉为“太平普惠真人”，这是官方首次正式承认于吉的“神只”地位。
唐代是于吉“神化”的关键时期。
唐玄宗李隆基崇尚道教，曾下令将《太平青领书》列为“国子监必读典籍”，并命人将于吉的故事改编为《太平广化真人传》，颁行天下。
天宝年间，唐玄宗更是下令在全国各州郡修建“太平观”，以于吉为主祀神，规定每逢正月十五（于吉诞辰，民间传说），官员需前往祭拜，祈求地方平安。
据《唐六典》记载，当时全国共有太平观120余座，仅江东地区便有30余座，可见于吉在唐代的影响力。
宋代，于吉的“神只”地位进一步巩固。
宋真宗赵恒曾亲赴吴郡太平观祭拜于吉，并御笔题词“济世爱民，太平广化”，将其画像纳入“道教诸神图谱”。
宋徽宗时期，由于朝廷崇信道教，于吉被加封为“太平广化普济真君”，其祭祀规格与“三清四御”之下的“十殿阎罗”相当。
在民间，于吉的形象也更加具体化：百姓将其视为“健康之神”“平安之神”，家中若有人生病，便会供奉其牌位，焚香祷祝；渔民出海前，会向其祈求风平浪静；甚至商人开业，也会祭拜于吉，祈求“生意太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