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心”。
于吉入狱的消息传开后，江东百姓哗然——吴郡百姓自发组织请愿队伍，手持香烛，聚集在孙策府邸前，请求释放于吉；会稽郡的士绅则联名上书，愿以家财赎其罪，甚至有人表示“愿代吉受刑”。
就连孙策的母亲吴夫人（吴太夫人）也亲自向孙策求情：“于先生在江东多年，治病救人，未有恶行，你为何要将他关押？军中将士多有受其恩惠者，杀之恐寒将士之心。”
孙策却态度坚决：“母亲有所不知，此人身怀妖术，能操纵民心，若不除之，日后必为大患。昔年张角以太平道聚众数十万，祸乱天下，今日于吉虽无反心，但其影响力不亚于张角，我岂能重蹈覆辙？”
吴夫人虽再三劝阻，却未能改变孙策的心意。
于吉在狱中并未怨天尤人，反而保持着平和的心态。
狱卒因敬重于吉的为人，常暗中给予优待：为他送来温热的米粥，帮他打扫牢房，甚至允许他在狱中焚香静坐。
若有狱友患病（彼时监狱卫生条件恶劣，痢疾、疥疮频发），于吉便会传授简单的调息养气口诀，教他们以手指按压穴位缓解疼痛，竟也有不少人因此好转。
这种“身陷囹圄仍济世”的举动，更让百姓坚信其“仙人”身份，也让孙策的杀意愈发坚定——他深知，于吉的声望已足以撼动自己在江东的统治根基，即便其无反心，也断不可留。
建安五年四月壬寅日，孙策决定将于吉押至吴郡闹市处斩，以“儆效尤”。
临行前，孙策亲自前往监狱提审于吉，想看看这位“仙人”在临死前是否会露出恐惧之态。
面对孙策的质问（“你可知罪？”），于吉平静地回答：“我一生行医布道，未害一人，未取一钱，何罪之有？将军若杀我，恐有不祥之事。然我亦知将军忧心江东安危，若能以我之死换江东太平，我亦无憾。”
孙策闻言，冷笑一声：“妖言惑众！今日我便斩了你，看天能奈我何！”
随后命人将于吉绑于闹市中的木桩之上，准备行刑。
关于于吉临刑时的情景，不同史料的记载差异极大，也为这段历史增添了几分传奇色彩。
据东晋干宝《搜神记》卷一记载，于吉临刑时，“天忽大风，云气晦冥，白日如夜，江水涌溢，岸上百姓皆哭拜，呼‘仙人’不止”。
刽子手见此异象，吓得双手发抖，刀都掉在了地上，竟无人敢举刀行刑。
孙策怒不可遏，亲自夺过侍卫手中的环首刀，大步走到于吉面前，厉声喝道：“妖术休得放肆！”
随后手起刀落，将于吉斩首。
然而，更离奇的事还在后面——于吉死后，其尸身竟在一夜之间消失不见，仅留下木桩上的绳索与几滴血迹。
次日清晨，有百姓在城外的穹窿山中发现一株新栽的松树，其树干挺拔，枝叶舒展，形态竟与于吉生前身形相似；更奇的是，松针上凝结的露珠，滴在伤口上能止痛，饮之能缓解咳嗽，百姓皆言此乃“于吉仙化所成”，纷纷前往山中祭拜，甚至有士兵偷偷从军营溜出，为松树系上红绳，祈求平安。
而《三国志·吴书》注引《江表传》的记载则更为平实，仅称于吉“被杀，将士哀惜之”，并未提及大风、尸身消失等异象；西晋陈寿所着《三国志》正文，更是仅用“策尝于郡城门楼上，集会诸将宾客，吉乃盛服杖小函，漆画之，名为仙人铧，趋度门下。
诸将宾客三分之二下楼迎拜之，掌宾者禁呵不能止。
策即令收之。
诸事华、陈端并从容向策陈乞，策曰：‘昔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舍前圣典训，废汉家法律，尝着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邪俗道书，云以助化，卒为南夷所杀。此甚无益，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箓，勿复费纸笔也。’即催斩之，悬首于市”。
这种差异，实则反映了时人对于吉的两种态度：统治者（如孙策）视其为“妖妄惑众者”，欲除之而后快，故在官方记载中淡化其“神性”；而百姓与部分士人则视其为“救苦救难的仙人”，不愿接受其死亡的事实，故在民间记载中添加“仙化”情节，以寄托哀思。
事实上，于吉的“神性”并非源于其真有超自然能力，而是源于乱世中百姓对“安宁”“健康”的迫切渴望。
东汉末年，江东虽远离中原战火，却因水网密布、气候潮湿，疾疫频发——建安初年，吴郡曾爆发大规模痢疾，“死者十之三四”，而当时的医术有限，医生多以“汤药灌之”，效果甚微。
于吉的符水或许并无实效，但他的出现，为身处苦难中的百姓提供了精神寄托：百姓饮下符水，便觉得“仙人已护佑我”，这种心理暗示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焦虑，甚至增强身体的抵抗力；而于吉所传授的调息口诀、穴位按压之法，虽非“仙术”，却是他多年游历总结的民间医术，对缓解病痛确有帮助。
可以说，于吉的“仙名”，是百姓在苦难中“造”出来的——他们需要一个“仙人”来承载希望，而于吉恰好成为了这个载体。
于吉死后，孙策的命运也印证了其临终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