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仍让董卓感到了威胁。
他在军事上取得了一些胜利——比如派遣徐荣在荥阳大败曹操，令孙坚一度受挫——但内心深处对关东联军仍存畏惧，尤其是担心洛阳地处中原，四面受敌，难以固守。
同时，他也急于摆脱关东士人的包围，回到自己势力范围所在的关中地区。
于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浮出水面——迁都长安。
迁都之举堪称一场浩劫。
董卓强迫洛阳数百万百姓西迁，沿途“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
百姓们被迫放弃家园，带着简陋的行李在士兵的皮鞭下前行，许多人因饥饿、疾病或反抗而死，尸体沿途堆积，竟阻断了道路。
更残忍的是，董卓为了断绝百姓的归乡之念，下令焚烧洛阳城：“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
这座自西周以来便作为帝都、历经数百年繁华的城市，就此化为一片焦土。
《后汉书》记载，大火燃烧了数月不熄，昔日的亭台楼阁、市井街巷，尽成灰烬，“鸡犬亦尽，室屋荡尽，无复行人”。
迁都长安后，董卓的权势达到顶峰。
他自封为太师，号“尚父”——这是姜子牙曾获的尊号，董卓以此暗示自己是“辅佐天子的圣人”。
他还为自己设置了“相国府”，其规模与皇宫无异，府中设有“诏狱”，可随意逮捕审判官员；又命人在郿县（今陕西眉县）修建了一座“万岁坞”，高厚各七丈，坞内囤积了足够三十年食用的粮食与无数珍宝，“金玉、缯帛、珍玩，积如丘山”。
董卓曾得意地对亲信说：“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
这种短视与贪婪，早已注定了他的败局——他从未想过如何治理天下，只想着如何保全自己的财富与性命。
然而，长安的繁华并未让董卓收敛其残暴。
他以酷刑威慑群臣，“法令苛酷，爱憎淫刑，更相被诬，冤死者千数”。
一次，他在郿坞设宴，竟将数百名反抗他的“山东兵”押至席间，当场施以“大解”（肢解）之刑，“先断其舌，次斩手足，次凿其眼目，以镬煮之”。
受刑者的惨叫响彻宴厅，赴宴的官员吓得浑身发抖，董卓却“饮食自若”，甚至以此为乐。
这种极端的恐怖统治，让朝堂之上人人自危，官员们见面不敢交谈，路上相遇只能以目示意。
董卓的经济政策更是加速了社会的崩溃。
他为了搜刮财富，下令熔毁长安及洛阳的铜人、铜钟、铜马等，铸造劣质的“小钱”——这种钱直径不足一寸，没有花纹，重量仅为正常五铢钱的五分之一。
大量劣质货币涌入市场，导致物价飞涨，“谷石至数万”，百姓用一车钱都买不到一石米，许多人因饥饿而死，“人相食”的惨剧屡见不鲜。
长安城内，“民人相食，白骨盈积”，曾经的帝都沦为人间炼狱。
更致命的是，董卓的多疑与残暴导致其内部人心离散。
他对麾下将领动辄打骂诛杀，即使是李傕、郭汜等心腹，也常因小事而遭斥责。
最典型的便是他与吕布的关系：吕布是董卓的“义子”，负责护卫其安全，却因一次小错（吕布与董卓的侍女私通，担心被发现）而被董卓掷戟追杀——董卓“拔手戟掷布，布拳捷避之”，虽未受伤，却心生怨恨。
二人之间的嫌隙，被司徒王允敏锐地捕捉到了。
王允是东汉名臣，素有“忠臣”之名，却因董卓的高压统治而隐忍多年。
他深知董卓权势滔天，唯有从其内部瓦解才能成功，而吕布正是最佳突破口。
王允多次宴请吕布，故意提及董卓掷戟之事，叹息道：“君自姓吕，本非骨肉。今忧死不暇，何谓父子？掷戟之时，岂有父子情邪？”
这番话戳中了吕布的痛处——他虽是董卓的义子，却从未被真正信任，随时可能丧命。
最终，吕布下定决心参与诛杀董卓的计划，“誓当杀之，以报天下”。
初平三年（192年）四月，献帝大病初愈，按礼制在未央宫大会群臣。
这是诛杀董卓的绝佳机会——董卓必须亲自入宫朝贺，而皇宫是王允与吕布的势力范围。
王允与吕布精心策划了行动方案：由吕布的亲信李肃带领十余名勇士，伪装成宫门侍卫，在北掖门埋伏；吕布则紧随董卓身后，作为内应；一旦动手，便以“奉诏讨贼”为名控制局面。
当日，董卓身着朝服，乘坐马车前往皇宫。
或许是预感不祥，他出发前“马惊不行”，心中生疑，欲返回郿坞。
吕布在旁极力劝说：“陛下病愈，召公入贺，不宜轻回。”
董卓这才打消疑虑，继续前行。
行至北掖门时，李肃等人持戟冲出，刺向董卓。
董卓身着重甲，戟刃未能刺入，只伤及手臂，他跌下车来，惊呼：“吕布何在？”
吕布应声而出，手持诏书，厉声说道：“有诏讨贼臣！”
董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