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辅返回宫中，将所探之事悉数禀报朱由校。
皇帝听罢，神色微沉。
他忽然忆起正统年间那段旧事：英宗之所以遭逢土木堡之劫，根源就在于边将与蒙古暗通款曲，私贩物资，结成利益链条。
眼看事情将败露，干脆孤注一掷，引敌入关，竟致天子蒙尘。
今日之势，竟与当年隐隐相合——他亦与文官决裂，大力整肃军政，重振武备。
风雨欲来，历史是否会重演？
大明的历史长河中，有些波澜似乎总在循环往复。
一百余年后，相似的危机再度浮现，令人始料未及。
朝堂之上，他虽言出法随，中枢权力看似稳固如山。
但若地方势力骤然反扑，而应对失当，局面仍可能急转直下。
朱由校心头掠过一丝决意：既然时机紧迫，索性放手一搏，何惧风波再起。
与其留下隐患，不如彻底铲除那些心存异志的蒙古部众。
借此机会整顿大同边镇，也让九边将领见识朝廷的雷霆手段。
可现实却让他左右为难。
文官集团与勋贵之间的纠葛尚未厘清，边关又隐隐躁动。
更牵动他心神的是，皇后即将临产。
这份牵挂将他牢牢拴在宫中，寸步难离。
若是无此羁绊，他必亲率大军出征，扫尽边患，永绝后患。
眼下只能另寻他策。
他提笔写下密旨，交予满桂，严令其警惕杨洪与蒙古势力暗通款曲，图谋不轨。
同时，赐下“王命旗牌”，赋予其临机专断之权。
一旦确凿证据显现，满桂便可名正言顺接管大同军务，无需请示。
这“王命旗牌”非同小可，其威势远超尚方宝剑，实为皇权象征。
明初之时，此物极为罕见，仅战时授予统帅，战毕即收回。
如今时移世易，已成常设之制，如同总兵一职，由临时转为常态。
正因其代表天子亲临，可节制一切兵马，历代帝王皆慎之又慎。
今日亦然，非绝对信任者，绝不轻授。
持此牌者，几乎等同于掌握一方军政全权。
凡见牌而不从者，不论品阶高低、兵权重轻，皆可当场削权夺职。
若事态危急，且理由充分，甚至有权当场处决。
回想当年袁崇焕斩杀毛文龙，并非凭其官位，也非倚仗尚方宝剑。
真正令其得以号令毛文龙并果断行刑的，正是崇祯所赐的“王命旗牌”。
若无此牌，莫说斩人，便是传唤，毛文龙也未必理会。
尚方宝剑并非独有之物。
毛文龙自身便持有天启皇帝御赐的尚方剑，其象征意义与授权范围，甚至在某些层面凌驾于袁崇焕之上。
毛文龙所任之职，乃正一品平辽将军，兼镇守总兵官，位高权重。
袁崇焕仅为挂衔兵部尚书，位列正二品，官阶低了一等。
明朝虽重文臣统御武将，但东江镇直属朝廷管辖，并不受督师节制。
因此，袁崇焕若无王命旗牌在手，根本无权召见毛文龙，更遑论将其斩杀。
事后崇祯帝仅出言责备，并未施以惩处，依旧信任如初。
原因便在于那面王命旗牌，赋予持牌者临机决断之权，可先斩后奏。
若非朱由校知晓满桂忠心耿耿，来自后世的记忆让他看清人心，否则绝不会轻易交付如此大权。
可这王命旗牌并非皇帝一人便可随意授予，必须经由内阁与兵部共同议准。
群臣对此举皆感不解，连一向支持君主的王在晋也心生疑虑。
“陛下，大同宣府眼下太平无事，满桂出身蒙古，若授其专断之权，一旦生变，恐难收场。”
“今日安宁，不代表永世太平。”朱由校沉声回应，“若有内奸勾结关外诸部突袭边镇，那时悔之晚矣。”
此言一出，众人愈发困惑。林丹汗早已溃逃不知所踪，归附的蒙古各部也已称臣纳贡，何来威胁？
见众臣面露茫然，朱由校冷声道：“朕所指，正是那些如今依附大明、聚居于长城之外的蒙古部落。”
“数十万人盘踞边境，你们当真安心？”
“这些人的秉性无需多言，向来顺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