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我是倭人”
“对，我觉得你是倭人。
我觉得，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聊聊。”
傅远山和岛津对话着。
实际上岛津可以说汉话，虽然口音很怪，语法也有些问题，但两边大体是可以交流的。
“原来是这样”
几句交流之后，傅远山就意识两边在思维上几乎是畅通的，他也意识到了产生这一切的关键：
作为大封建主，作为萨摩藩的藩主，他的汉学造诣并不会很差。
因为江户幕府的“国教”
就是朱子学，也就是仁学——换而言之，就是儒教。
儒教这个概念相当模糊，许多时候“儒”
并不能被称为宗教。
但是在朝鲜、日本和越南，朱子学确实是被当做是宗教一样的存在。
因为儒教这个宗教，在这里确实是其存在的必要：它可以排佛抑释。
佛教在朝鲜、日本和越南都是当地要面临的相当现实的问题。
晦明苦短，道阻且长，“苦”
必然存在，人们总是需要在精神上解决苦的问题才能面对这个世界。
由此，宗教也在社会中存在了必要的一席之地。
而在整个世界岛的东部，占据这一生态位的就是佛教。
在如今的大明，一切威胁人类生命延续的苦难即将得到解决。
但在过去，这一苦难却难以言说。
佛说有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有种种求不得的苦。
佛教排解了苦难，便占据这一稳固的生态位，历史上为了崇佛而毁弃世俗生活的大人物不胜枚举，而且屡禁不止。
因为说来说去，佛教只是一种排解苦的手段。
禁绝佛教也只是扬汤止沸，只要这个世界上存在苦难，就一定会有人想要寻找排解苦难的手段。
佛教在整个世界岛的东部都和当地的大小朝廷产生了冲突，这一冲突宋朝达到了颠峰，并且掀起了佛道之争。
但解决佛道之争的，并不是更强的佛教和道教，不是更强的辩经，而是一个从未有过的新鲜事物，一个根植于文化底层的远古杀器——儒教，被程朱理学重新搬了出来。
在佛教对苦的排解进行研究时，程朱理学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程朱理学不关心你是往生天道还是堕入无间地狱，程朱理学根本就不关心你的内心世界。
程朱理学不关心苦本身，程朱理学只关心一件事——苦的表达。
程朱理学不关心“苦的排解”
，程朱理学只抑制“苦的表达”
。
它关心的是，“你对苦的表达”
，是否突破了礼的边界，是否影响了你在天地之间所应该履行的责任，是否违背了“天理”
。
换而言之，在礼的边界之内，你对苦的表达是自由的。
不管你崇信佛教也好，你喜欢去秦淮河喝花酒也好，你喜欢女装小男孩也好，哪怕是你自己喜欢女装也好，这些全都是你的个人事务，全都是细枝末节。
只要你不将其表达出来，这一切都在礼的范畴之内。
在这个框架下，你可以继续笃信佛教，可以隔三差五就去佛寺里逛逛。
但只要你将其局限在个人事务，而不影响他人，那就没有人会关心。
——这一由帝国内部展出的“真理”
，对佛教乃至所有宗教都起到了绝佳的抑制作用，尤其是是在士大夫阶层之间。
程朱理学由此从文明尺度上补上了这个“苦”
的漏洞，这个补丁也迅因为显示存在的需要被更新到了朝鲜、日本和越南的版本中，并且迅在这些国家成为官方正统思想，被封为整个朝贡世界的至高真理。
因为它真的有用。
尤其是在日本。
在寺社盘根错节的日本，日本的这些“佛爷”
们是真的会喊着“进者往生天道，退者无间地狱”
，挥舞着薙刀和火枪去撬开封建主的脑瓜子，连德川家康本人都差点在创业的早年间死在了佛徒的叛乱下。
作为江户幕府的开创者，德川家康一辈子都对这件事耿耿于怀。
他亲手给江户幕府打上了这一“帝国真理”
的补丁，从而抑制住了寺社实力在幕藩体系下的扩张。
各封建主，或者说各个“大名”
们依旧笃信佛教，但没有人再敢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到佛教中，而是把资源用度在个人的生活用度之上。
——当然，程朱理学在这之后也产生了新的问题。
但这不要紧，因为程朱理学的源头在于儒。
周礼说“儒以道得民”
，儒的本质就是一种术士，是礼教的术士。
它不需要西行取经才能辩经，它的“释经权”
在朝廷自己手上。
朝廷始终会与时俱进，选择性地表达这套“帝国真理”
中在当下被需要的部分。
实行了同样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