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调出六名受害者的资料，屏幕分成几块：低保放记录、医院急诊流浪病人台账、救助站近三年进出登记……她的手指在键盘上飞快敲击，嘴里念叨着参数：“连续三个月没领补助、没固定住所、露宿公园或车站过五次、有精神类疾病就诊史但没继续治疗……这些算一级风险指标。”
“再加上脑波异常值？”
赵勇试探着问。
“不行。”
李悦摇头，“普通人哪来的脑波数据？我们只能靠行为判断。
如果一个人同时满足三项以上高危特征，就标记为潜在目标。”
“然后呢？”
赵勇看向我。
“系统自动推送信息给辖区派出所。”
我接过话，“片警上门核实情况，确认后帮忙申请临时安置，必要时联系心理干预。
哪怕只是送一床被子，也能让他知道，还有人在乎他。”
赵勇沉默了几秒，突然抓起外套：“我现在就去民政局。”
“干嘛去？”
我问。
“调近三年所有救助站的登记名单。”
他拉开门，语气坚决，“光有想法没用，得有人去对接。
不然再好的计划也落地不了。”
门关上了。
我走到窗边。
天已经亮了，楼下的警车来回穿梭，同事们陆续上班，有的打着哈欠，有的拎着早餐匆匆走过。
生活照常运转，像一台不停歇的机器。
可我知道，有些裂痕正在被修补，有些曾经被忽略的声音，正一点点浮出水面。
李悦还在调试程序。
她把五个指标整合成一个评分系统，取名叫“脆弱指数”
。
当某个人的风险值标时，系统会生成一条预警通知，包含最后出现地点、外貌特征和相关记录。
她做了模拟测试，输入历史数据跑了一遍。
“第一批数据跑通了。”
她抬头看我，声音带着疲惫里的兴奋，“模拟结果显示，全市目前有四十七人符合高危标准，分布在八个城区。”
我盯着那个数字，心揪紧了。
四十七个可能正在崩溃边缘的人，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在城市的角落，在监控看不到的地方，在凌晨三点的桥洞下瑟瑟抖。
他们不是坏人，不是危险分子，只是被生活压垮的普通人。
如果我们不做点什么，他们中的某一个，很快就会变成下一个“-1”
，连名字都不会留下。
半小时后，赵勇回来了，怀里抱着一个旧旧的牛皮纸袋，边角都磨破了，纸面黄，折痕快裂开。
“拿到了。”
他把袋子放在桌上，喘了口气，“老城区三个救助站的完整登记表，还有部分巡查记录。
一开始他们不肯给，说这不是警方职责。”
“你怎么说的？”
我问。
“我把-1的生存轨迹图摊在他们桌上。”
赵勇冷笑，“我说，这个人三个月前还在领救助餐，两个月后就被绑进实验室切开脑子。
你们觉得，他当初来登记的时候，算不算‘我们的事’？”
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些：“后来他们没再拦我。”
李悦马上接过文件开始扫描录入。
我把那份“脆弱指数”
草案打印出来，贴在白板最显眼的位置。
标题写着：“高风险流浪人员动态监测机制（试行）”
。
下面列出了五项核心指标、响应流程、责任分工和试点区域。
“明天总结会上，我要提这个。”
我说。
“郑铭那边……”
李悦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他知道我们在搞这个吗？”
郑铭是分管副局长，做事讲究规矩，对创新一向持保留态度，尤其讨厌“越界操作”
。
“不管他怎么想。”
我打断她，“这事不能再拖。
我们已经有证据证明，这些人不是随机受害，而是被精准挑选的。
周雄团队有一套筛选标准：孤立无援、社会关系断裂、长期脱离公共视线。
他们专挑‘不会被人找’的人下手。
如果我们现在不做点什么，下一个徐文芳，可能连名字都不会留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