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悦点点头，继续埋头工作。
她的屏幕上，第一份正式预警报告正在生成。
姓名栏写着“未知”
，性别男，年龄约三十八岁，最后一次出现在城西立交桥下监控中，穿得很单薄，动作迟缓，翻垃圾桶找吃的。
系统标注：风险等级——一级；建议处置方式——立即核查并提供临时安置。
我拿起笔，在报告下方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赵勇坐在桌边翻着那份名单，忽然停下：“这个人……我见过。”
“谁？”
他指着一页：“王建国，五十一岁，去年冬天在火车站附近冻伤送医，出院后失联。
我去现场做过笔录，他说自己在工地打零工，年底老板跑了，工钱一分没拿到，房子也被房东收回。”
“后来呢？”
“再没消息。”
赵勇合上本子，声音低沉，“如果那时候有人跟进一下，帮他申请临时补助，或者安排住宿，或许他就不会流落到那种地方。
也许……他就不会成为目标。”
屋里安静下来。
空调嗡嗡响，窗外传来远处工地的打桩声。
我们都明白，这样的例子不止一个。
过去几年，有多少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滑出了社会的视线？又有多少家庭，多年后才现亲人早已不在人间？
李悦轻轻敲下回车键，新一批数据开始比对。
她的手指在鼠标上摩挲着，像是在确认某种真实感。
“我一直以为，技术是用来破案的。”
她忽然说，“但现在我觉得，它更该用来防案。
破案是救一个人，防案是救一群人。”
我看着白板上那句红笔写的总结：“不是他们选择了犯罪，是系统遗忘了他们。”
我拿起另一支红笔，在旁边画了个圈，添上一行小字：“所以，我们要做的，是让系统重新学会记住。”
第二天上午九点，会议室坐满了人。
郑铭坐在主位，眉头微皱地看着投影上的“脆弱指数”
方案。
各部门代表轮流言，有人质疑数据合法性，有人担心基层负担，还有人提到隐私问题。
我站在前面，没回避任何一个问题。
“我们不是要监控所有人，而是关注那些已经被忽视的人。”
我说，“他们不是不想求助，而是不知道怎么求助，甚至不觉得自己值得被帮。
我们建这个机制，不是为了增加管理成本，而是为了填补本就不该存在的空白。”
赵勇展示了王建国的案例，李悦播放了预警流程演示。
最后，郑铭沉默了很久，点了点头：“先在两个区试点。
三个月评估效果，再决定是否推广。”
散会后，我回到办公室。
阳光透过百叶窗洒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道道光影。
我打开抽屉，拿出一张泛黄的照片——是徐文芳女儿小学毕业典礼上的合影，小女孩站在妈妈身边，笑得特别甜。
这张照片是从她家抽屉深处找到的，背面写着：“妈妈，长大后我要当医生，治好你的头痛。”
我把照片轻轻放回去，关上了抽屉。
几天后，“脆弱指数”
系统正式上线试点。
第一个被成功干预的是一个叫陈志明的中年男人，公司裁员失业，妻子离婚带走了孩子，他在桥洞住了二十多天，靠捡废品活着。
系统出预警后，社区民警上门核实，帮他入住救助站，还安排了心理咨询。
三天后，他拨通了姐姐的电话。
两周后，李悦告诉我，全市高风险人群数量下降了12。
虽然不多，但趋势是好的。
那天傍晚，我又站在窗前。
夕阳染红了半边天，城市灯火一盏盏亮起来。
楼下广场上，孩子们笑着追闹，老人坐在长椅上聊天，情侣手牵手走过喷泉。
这个世界不完美，但它值得我们努力。
我转身看向白板，上面多了李悦写的一句话：
“没有人应该无声无息地消失。”
我拿起笔，在下面补了一句：
“从此刻起，不让任何人再被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