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人家压根儿就看不上沛公，更看不上当时，还处于重建阶段都还没开始的、相较于国家，更像是草台班子的所谓‘汉室’。
于是，原则上不能被拒绝的征辟，被四个老人家水灵灵的以‘老迈体弱’‘不便远游’婉拒。
你说你不来就不来吧；
好歹也算是给了个勉强能糊弄过去的借口。
但凡你从此再也不来长安，那人家汉高祖脸上，也不至于彻底挂不住。
偏偏后来，人家的儿子、太子刘盈一叫，你们四个‘不便远游’的家伙又屁颠颠来了长安。
来了长安不说，还时刻不离太子刘盈左右；
时刻伴随太子左右不说，还堂而皇之的陪着太子，去见被你们拒绝的天子刘邦！
只能说，打脸也没打这么响的……
当然了；
这四个老家伙后来，也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无礼，而遭受什么苛待。
表演结束了，刘盈储位稳固了，天子刘邦照例问了嘴‘真不帮我治理天下？’，就又把四个老家伙好声好气请回商山去了。
说到这里，其实就不难发现如今汉室，仅有的两个官员选拔制度：察举制、征辟制，各自有怎样致命的弊端了。
——察举制，理论上确实能为汉家，提供质量合格的储备干部；
但由于察举制所包含的责任连带，使得察举制实际上的效率，低到了一个令人发指的地步。
就刘荣目前所掌握到的准确数据，自有汉以来，足近六十年的时间，汉家前前后后，总共通过‘察举’这一渠道，获得了不到千人的官员补充。
其中，过半都是举‘孝廉’，即因孝顺亲长而被立为典型。
这些人及其后代，大都集中居住于长安城西北角，于东、西二市毗邻的孝里。
至于职务——大都是从四百石左右的地方县官开始，而后不久因种种原因罢官回家，住进了朝堂分配于孝里的房子，耕地为生。
余下不到一半，四百来号人，又有足足三百六十多人，是举‘力田’。
所谓力田，顾名思义：很会种田的人。
和举孝廉一样，举力田者，也同样是被地方官府出于舆论层面的考虑，而专门立的典型。
只是不同于孝廉门举家搬来长安，再经短暂的官僚生涯后重归农民阶级——力田们在得到举荐后，大都成为了隶属原内史属衙，现大农的农稼官。
即便是在得到编制后，他们也依旧在发挥‘力田’的作用，指导、帮助百姓更好的种田，并以此推动汉室的农业发展。
余下的极小部分，满共不过三、四十号人，才是察举制真正的核心：举贤良方正。
何谓贤良方正？
字面意思，自然是因品性贤良、德行方正，而被立为典型的正面人物。
但实际上，看看这个群体走出来的代表性人物，就不难发现：贤良方正，才是察举制真正能为汉家提供官员的关键渠道。
——秦二世三年（前207年），广野君郦食其举贤不避亲，举同母弟：郦商为将；
这个郦商，便是后来的汉开国元勋、初代曲周侯，也就是当代曲周侯郦寄的父亲。
——汉元年，相国酂侯萧何，举原楚执戟郎中韩信为大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