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识，明于治乱之道”，在牧野之战中指挥周军大败商军，为武王灭商立下汗马功劳；毕公高、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等贤臣，则分别在政务管理、物资筹备、外交联络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其中太颠、闳夭、散宜生曾冒险从商纣王手中救出周文王，为兴周大业保留了核心力量；而孔子提到的 “有妇人焉”，据后世注解多认为是武王之母太姒或王后邑姜，太姒以 “仁孝” 之德辅佐武王，邑姜则在后宫治理与教化方面贡献力量，二人虽为女性，却以贤德与智慧成为乱臣团队的重要一员。
这十位乱臣，如同武王的 “十大支柱”，在伐纣兴周的过程中各司其职、协同作战：太公望领兵破敌，周公旦、召公奭谋划政务，太颠、闳夭筹备物资，太姒、邑姜以德化人。正是依靠他们的共同努力，武王才能 “三分天下有其二”，最终在牧野之战中一举灭商，建立周朝，并推行 “德治”，让百姓从商纣的暴政中解脱，实现 “天下归心” 的治理局面。此时的 “贤臣”，不仅是新王朝的建立者，更是新秩序的构建者，他们的能力与品德，直接决定了新王朝的治理水平。
（三）“唐虞之际，于斯为盛”：盛世背后的人才稀缺
孔子为何感叹 “唐虞之际，于斯为盛”？因为舜的唐虞时代与武王的周初时代，是上古至周初少有的 “贤臣汇聚” 的盛世 —— 舜有五臣定天下，武王有十乱臣兴周朝，这样的人才规模与质量，在当时极为罕见。但即便如此，孔子仍敏锐地指出 “有妇人焉，九人而已”，暗示即便在盛世，男性贤臣的数量依然有限，进一步凸显 “才难” 的现实。
为何 “才难”？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主要有三大原因：一是教育资源稀缺，上古至周初的教育主要局限于贵族阶层，平民几乎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导致人才培养的基数极小；二是选拔渠道狭窄，当时的人才选拔多依赖 “举荐制”，需依靠君主或贵族的发现与举荐，许多有才能的平民难以被发掘；三是治理需求严苛，当时的贤臣不仅需要具备专业能力（如治水、军事、政务），还需兼具高尚品德（如仁、孝、公、廉），“德才兼备” 的标准让人才筛选更为严格。正是这些因素，让 “贤臣” 成为稀缺资源，即便在唐虞、周初这样的盛世，也难以大规模涌现，这也正是孔子发出 “才难，不其然乎” 感慨的深层原因。
二、解析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贤臣治国的核心逻辑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却蕴含着 “贤臣治国” 的核心逻辑 —— 君主的品德与愿景需通过贤臣的能力与实践落地，贤臣的 “专才” 与 “协同”，是实现 “天下治” 的关键。这种逻辑，不仅适用于上古时代，更成为后世治国理政的重要范式。
（一）“臣专其责”：专业能力是贤臣的核心价值
舜的五位贤臣，最大的特点是 “各专其责、各有专长”—— 禹善治水、稷善农耕、契善教化、皋陶善司法、伯益善资源管理，他们每个人都是所在领域的 “专家”，能够精准解决该领域的治理难题。这种 “臣专其责” 的模式，打破了 “君主万能” 的误区，让治理从 “君主一人决策” 转向 “贤臣各展所长”，极大提升了治理效率与质量。
1. 禹：治水专家的 “问题导向” 治理
禹的核心价值在于他的 “治水专业能力”。当时的洪水问题是上古时代最严峻的民生危机，尧曾任命禹的父亲鲧治水，鲧采用 “堵” 的方法，九年而不成，反而导致洪水泛滥更甚。禹接任后，并未盲目沿用旧法，而是通过 “实地考察” 掌握洪水规律，提出 “疏” 的治水理念 ——“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走遍天下勘察地形，疏通河道，将洪水引入大海。他的治理不是 “拍脑袋决策”，而是基于专业知识与实践经验的 “问题导向” 治理，最终成功解决了困扰上古社会多年的洪水问题。这种 “专业能力解决专业问题” 的模式，是贤臣价值的核心体现 —— 君主即便有解决问题的意愿，若缺乏专业能力，也难以落地，而贤臣的专业能力，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
2. 皋陶：司法专家的 “公正导向” 治理
皋陶的核心价值在于他的 “司法专业能力” 与 “公正理念”。上古时代，社会秩序混乱，部落间的冲突与个人间的纠纷频发，亟需一套公正的司法体系来规范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