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侯师”，传承儒家经典；曾参 “吾日三省吾身”，着《大学》传之后世。这些弟子如同孔子播下的种子，在不同的土壤中生长，而 “诲人不倦” 正是灌溉的甘泉。
战国时期的孟子，继承 “诲人不倦” 的精神，“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孟子?滕文公下》），即便 “迂远而阔于事情”，仍 “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与诸侯论辩 “仁政”“王道”。他在《孟子?尽心上》中说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将 “诲人” 视为人生乐趣，这种 “乐” 与孔子的 “乐以忘忧” 一脉相承，是 “不倦” 的精神源泉。
宋代的胡瑗，以 “苏湖教法” 践行 “诲人不倦”。他在苏州、湖州讲学，“立经义、治事二斋”，经义斋传授儒家经典，治事斋教授 “治民、讲武、堰水、历算” 等实用知识，“从学者常数百人”。胡瑗 “严条约，以身先之”，清晨即起讲学，夜晚仍 “召诸生论疑义”，即便 “年老体衰”，仍 “诲人不倦”。他的学生程颐评价 “胡安定为人师，言行而身化之，使诚明者达，昏愚者励，而顽傲者革”，这种教育效果源于 “诲人” 的真诚 —— 正如胡瑗所言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育是治国的根本。
明代的王守仁，在龙场驿 “诲人不倦”，开创心学学派。他被贬龙场时，“荒忽无定居，惟棘猴寮旁有古木数株，因栖止焉”，却仍 “与其徒日讲明学问”，当地百姓 “闻其教，多来听讲”，甚至 “有从数百里外来者”。王守仁教学 “不事章句，专务力行”，引导弟子 “省察克治”，即便 “瘴疠侵体”，仍 “讲学不辍”。他在《传习录》中说 “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这种灵活的教法使 “诲人” 充满活力，弟子王畿、钱德洪等将心学传遍天下，印证了 “不倦” 的价值。
四、何有于我哉：夫子的自谦与示范
孔子说 “何有于我哉”，并非否定自己的实践，而是以自谦彰显 “默识、好学、诲人” 的普遍性 —— 这些不是圣人的专利，而是每个人都能践行的修养。《论语?述而》记载 “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 这种 “未之有得” 的谦逊，是 “学而不厌” 的心理基础，也是 “诲人不倦” 的道德前提 —— 承认自己的不足，才能永远保持进步的动力。
这种自谦蕴含着深刻的教育智慧。孔子不愿以 “师者” 自居，而是与弟子 “教学相长”，如子夏问诗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孔子以 “绘事后素” 回应，子夏进而领悟 “礼后乎”，孔子赞 “起予者商也”（《论语?八佾》）。这种 “弟子启发师” 的互动，打破了 “师道尊严” 的隔阂，使 “诲人” 成为共同探索的过程，自然 “不知疲倦”。
孔子的自谦还体现在对 “知” 的坦诚。他说 “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承认自己并非全知，面对疑问需 “叩其两端”—— 这种坦诚不仅没有削弱他的权威，反而增强了教育的可信度。弟子们从孔子的自谦中学会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为政》），这种求真精神比任何知识传授都更有价值。
清代的郑板桥，在《潍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一书》中说 “读书以过目成诵为能，最是不济事”，主张 “默而识之”；又说 “学问二字，须要拆开看，学是学，问是问”，强调 “学而不厌”；更说 “吾辈读书，只有两件事，一者进德之事，一者修业之事”，将 “诲人” 视为责任。他的自谦 “板桥诗文书画，皆有真意，然落笔率意，终未成家”，与孔子 “何有于我哉” 一脉相承，展现了真正学者的品格 —— 成就越大，越懂得谦逊。
五、三位一体：学习与教育的闭环
“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三者构成完整的闭环：“默识” 是 “好学” 的积累方式，“好学” 是 “诲人” 的知识基础，“诲人” 是 “默识” 的价值实现。孔子晚年删订六经，正是这一闭环的体现 —— 先 “默而识之” 积累历代文献，再 “学而不厌” 整理筛选，最后 “诲人不倦” 传授弟子，使 “文武之道” 得以延续。
这个闭环的核心是 “仁”。“默识” 是 “仁” 的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