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述而》）；叔孙武叔毁谤他 “子贡贤于仲尼”，子贡反驳 “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论语?子张》），孔子得知后，仅以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回应。这种谦逊，源于对 “述者” 角色的清醒认知 —— 他只是传统的 “传递者”，而非 “创造者”，正如他所言 “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自己不过是周代礼乐的 “述者” 而已。
汉代的孔安国，堪称老彭式的传承者。他是孔子十一世孙，家藏《古文尚书》，“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汉书?艺文志》）。当时学者多习今文尚书，孔安国却潜心研究古文版本，“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史记?儒林列传》），虽未创立新说，却为《尚书》的完整传承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这种 “述而不作” 的坚守，与老彭、孔子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
四、六经之述：孔子的传承实践
孔子对《诗经》的整理，是 “述而不作” 的经典范例。他从 “诗三千余篇” 中精选三百零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史记?孔子世家》），这一过程包含三重 “述” 的智慧：一是 “去其重”，删除重复篇目，如《郑风》中描写爱情的诗较多，孔子保留二十一篇，删除十余篇，避免内容冗余；二是 “正乐”，将散乱的诗歌配上乐谱，使 “《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三是 “分类”，按 “风、雅、颂” 编排，“风” 是各地民歌，反映民情；“雅” 是朝廷乐歌，体现政教；“颂” 是宗庙祭祀之歌，关乎信仰。通过这些工作，《诗经》从口头文学变为系统的文本，正如《论语?阳货》所载孔子言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实现了从 “诗” 到 “经” 的升华。
对《尚书》的 “述”，展现了孔子梳理历史脉络的功力。他 “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史记?孔子世家》），将上古至春秋的文献按时间排序，形成 “典、谟、训、诰、誓、命” 六大类：“典” 如《尧典》记录帝尧事迹，“谟” 如《皋陶谟》记载君臣谋议，“训” 如《伊训》是大臣对君主的训诫，“诰” 如《盘庚》是君主对臣民的告诫，“誓” 如《甘誓》是战前誓师词，“命” 如《文侯之命》是天子的任命书。孔子特别重视其中的 “德治” 思想，如《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大禹谟》“德惟善政，政在养民”，通过突出这些内容，构建了 “尧舜禹汤文武” 的道统谱系，为儒家的政治理想提供了历史依据。
《礼记》的编订，体现了 “述” 对礼仪本质的揭示。孔子收集夏商周的礼仪规范，“追迹三代之礼”，既记录具体仪节 —— 如 “冠礼” 的 “三加”（加缁布冠、皮弁、爵弁），“婚礼” 的 “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更阐释礼仪的深层意义，《礼记?冠义》“冠者，礼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礼记?昏义》“昏礼者，礼之本也”。他批评那些只重形式的人：“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强调礼的本质是 “敬”，乐的本质是 “和”。这种 “述” 使礼仪从外在行为规范升华为内在道德修养，正如《礼记?中庸》所言 “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然后行”，突出了人的主体性。
《春秋》的修撰，达到了 “述而有作” 的最高境界。孔子 “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史记?孔子世家》），看似是对鲁国历史的客观记录，实则通过 “笔则笔，削则削” 的取舍与 “微言大义” 的措辞，表达自己的价值判断。如 “郑伯克段于鄢”，用 “克” 字暗示郑庄公与共叔段如同两国交战，责其 “失教”；“天王狩于河阳”，明明是晋文公召周天子，却记为 “狩猎”，暗含 “为尊者讳” 的春秋笔法。司马迁评价 “《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史记?孔子世家》），这种 “述史明义” 的方式，使《春秋》成为 “礼义之大宗”，实现了 “述” 与 “作” 的完美统一。
四、六经之述：孔子的传承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