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其子司马康 “为人廉洁，口不言财”，正是 “约之以礼” 的家风传承。
明代的王阳明，推行 “南赣乡约”，将 “约之以礼” 普及到民间。正德十三年，他在南赣（今江西南部）颁布《南赣乡约》，规定 “同约中推年高有德为约长，次者为约副，又次者为约正、约史、知约、约赞”，每月朔望聚会，“彰善纠过”：“善者，书于籍，扬其名；过者，婉劝之，不改则告于官”。乡约内容涵盖 “孝父母，敬长上，和乡里，教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将国家礼制转化为民间规范。王阳明的 “约礼”，不是外在强制，而是 “自相约戒，共成仁厚之俗” 的自觉，他说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约之以礼” 正是破 “心中贼” 的利器。
清代的曾国藩，以日记记录 “约之以礼” 的修身过程。他曾在日记中反省 “晏起，心不静，由于心乱”，以 “礼” 的 “时” 约束自己；“见人多言笑，不严毅，非敬也”，以 “礼” 的 “敬” 提醒自己；“食色之欲，累心如此”，以 “礼” 的 “节” 克制自己。曾国藩的 “约礼” 不是一蹴而就，而是 “每日三省吾身” 的持续努力 —— 他将《朱子家训》《五种遗规》置于案头，遇事便对照检查，最终形成 “日课十二条”，包括 “主敬”“静坐”“读书不二” 等，使 “约之以礼” 成为日常习惯。
这些历史实践表明：“约之以礼” 是君子行为的边界 —— 没有礼的约束，博学可能沦为炫耀的资本；没有礼的引导，知识可能走向邪路。正如孔子所言 “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礼的作用，在于让各种品德各安其位，不逾边界。
三、博文与约礼：相辅相成的辩证之道
“博学于文” 与 “约之以礼” 并非割裂的两面，而是 “车之两轮，鸟之双翼”—— 博学是基础，为礼提供认知前提；礼是约束，为博学指明方向。孔子的弟子子夏说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将博学与笃志（约礼的表现）结合；荀子则更明确提出 “学至乎礼而止矣”，认为博学的最终归宿是礼。这种辩证关系，贯穿于中国思想史的始终。
战国时期的荀子，系统阐述了博文与约礼的关系。他在《劝学》中说 “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博学” 是 “知明” 的前提，“参省”（约礼）是 “行无过” 的保障。荀子强调 “学莫便乎近其人”，即向良师学习，而良师的标准是 “既知且仁”—— 既博学又守礼。他以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 为喻，说明 “博学” 如琢玉，“约礼” 如成型，缺一不可。在《礼论》中，荀子进一步指出 “礼者，人道之极也”，博学的最终目的是 “出于礼，入于刑”，通过礼的约束实现社会和谐。
汉代的董仲舒，以 “天人三策” 融合博文与约礼。他主张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既要求士人 “博学于文”—— 研习六经，又强调 “约之以礼”—— 遵循 “三纲五常”。董仲舒认为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而 “道” 的载体是 “文”（六经），“道” 的落实是 “礼”（纲常）。他在《春秋繁露》中说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将 “博学于文” 与 “约之以礼” 统一于 “王道” 理想。
宋代的朱熹，以 “格物致知” 与 “存理灭欲” 阐释博文与约礼。他认为 “格物致知” 是 “博学于文”——“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存理灭欲” 是 “约之以礼”——“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朱熹编订《四书章句集注》，既广采汉唐注疏（博学），又以 “理” 统摄（约礼），形成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的为学路径，其中 “笃行” 便是 “约之以礼” 的实践。
明代的王夫之，以 “知行合一” 深化博文与约礼的关系。他反对 “离行以为知” 的空谈，主张 “博学于文” 必须 “行焉而后知其艰”；也反对 “离知以为行” 的盲动，强调 “约之以礼” 需以 “知” 为指导。王夫之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