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的光芒。在《营造法式》的手稿中，李诫绘制了大量的建筑图纸，有的图纸上还标注着 “此乃匠人张三所说，待考”“与《考工记》所载不同，当再查” 等字样，展现了他严谨的治学态度。
在福建泉州的开元寺，保存着一方宋代的 “学问碑”，碑文记载了当地学子的学习公约：“每月聚于寺中，各呈所习，有错则相正，有疑则共探。” 这种互助互学的传统，让 “十室之邑” 的狭小空间里，也能孕育出博大的学问。据清代《泉州府志》记载，从宋代到清代，泉州共有进士两千余人，其中不少人都曾在开元寺的 “学问会” 中学习过。他们在寺中的读书生活，被后人记录在《开元寺读书图》中，图中十几位学子围坐在一起，有的低头看书，有的争论不休，有的则在向僧人请教，一派浓厚的学术氛围。
元代的王祯是着名的农学家，他编写的《农书》是中国古代农学的集大成之作。为了完成这部着作，他 “遍历田野，与农夫野老相谈，记录其耕作之法”。在《农书》的序言中，他写道：“吾少时不知农，见农夫劳作，以为甚易。及长，学农书，方知其中有大学问。” 他还在书中绘制了各种农具的图谱，并详细注明了其制作方法和使用技巧，这些都是他向老农们虚心学习的成果。王祯的好学，不仅在于读书，更在于向实践学习，向生活学习，这种 “知行合一” 的学习态度，让他的学问具有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三、逆境中的坚守
南宋末年，文天祥兵败被俘，囚禁在大都的土牢中。在《正气歌》的序言里，他写道：“当此之时，此心光明，何复他求？惟日诵《论语》，以求圣贤之学。” 狱卒曾问他：“国已破，家已亡，尚学何为？” 他答道：“学乃吾命，命可夺，学不可夺。” 这种在绝境中对学问的坚守，正是对孔子 “好学” 精神的极致践行。文天祥在狱中还写下了《指南录后序》，详细记录了自己的抗元经历和求学心得，其中有一段写道：“在患难中，更知学问之可贵。每读一句书，便觉有一股正气充盈于胸。” 他的好学，已经超越了知识的层面，升华为一种精神的修炼。
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在战乱中颠沛流离，却始终带着书箧上路。他在《与友人书》中描述自己的求学经历：“马背为纸，枯枝为笔，遇有心得，即书于衣袂。” 在《日知录》的自序中，他说：“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 这种 “苟日新，日日新” 的治学态度，让他成为清代学术的开山鼻祖。顾炎武在游历北方时，曾在山东章丘的长白山下住过一段时间，当地百姓回忆，他 “每日天未明即起，登山观日出，归则读书至深夜。有时为了考证一个典故，会徒步数十里去向当地的老者请教”。他的好学，不仅在于勤奋，更在于严谨。
近代学者陈寅恪，晚年双目失明，却仍坚持着述。他的助手回忆：“先生虽目盲，然记忆惊人，每论一事，必引经据典，核对无误而后已。” 在《柳如是别传》的撰写过程中，他为了考证一个细节，让助手诵读相关典籍达数十遍，这种 “皓首穷经” 的精神，正是 “好学” 二字在近代的最好诠释。陈寅恪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曾对学生说：“读书先识字，识字先识音。一字不识，何以读书？” 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为了弄清一个古字的读音和含义，常常查阅数十种文献，直到完全弄明白为止。即使在失明后，他也没有放弃学习，而是通过听书、口述等方式继续研究，他的这种精神，让无数后学深受感动。
在云南丽江的纳西族东巴文化博物馆，保存着一本清代的东巴经手抄本。经书的作者是一位名叫和士成的普通纳西族人，他在序言中写道：“吾家十室之宅，世代以耕读为业。虽无名师，然每得一书，必父子相传，昼夜诵读。” 这种在少数民族地区延续的好学传统，证明孔子所说的 “十室之邑” 的好学精神，早已超越了地域与民族的界限。和士成生活的年代，纳西族还没有自己的文字学校，他就自己在家中教子女学习东巴文。据他的后人回忆，“祖父常常在火塘边教我们认字，每一个字都要讲出它的来历和含义，直到我们完全理解为止”。和士成的好学，不仅传承了纳西族的文化，也为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清代的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的过程中，也展现出了极致的好学精神。他 “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为了写好书中的诗词，他 “遍读唐诗宋词，学习其格律意境”；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