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节俭、勤于政务的良好风气。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文景时期 “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国库粮食充盈；百姓 “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社会风气良好。这种盛世局面的形成，与汉文帝倡导的思齐自省理念密不可分，他通过自身的贤德之举，为臣民树立了榜样，引领整个社会向道德高尚的方向发展。
唐代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广纳贤才，将魏征视为 “明得失” 的镜子。魏征以敢于直言进谏闻名，他多次向李世民提出 “居安思危，戒奢以俭” 的谏言。李世民不仅虚心接受，还将这些建议写入《贞观政要》，作为治国的重要纲领。魏征病逝后，李世民悲痛不已，他感慨道：“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这种对贤才的敬重和 “见贤思齐” 的胸怀，吸引了房玄龄、杜如晦等众多贤能之士汇聚朝堂。
在君臣共同践行思齐自省理念的努力下，“贞观之治” 时期呈现出 “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的良好社会风尚。长安城街道上，行人往来有序，遗失的物品无人拾取；夜晚，百姓家门无需紧闭，社会秩序井然。这种盛世景象，正是思齐自省理念在治国理政中取得显着成效的生动写照。
（二）宋明时期：理学思潮与修身实践
宋代范仲淹幼年家境贫寒，但他志向远大，以天下为己任。求学期间，他听闻同窗好友昼夜苦读，便以其为榜样，勤奋学习。寒冬腊月，他 “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凭借这种刻苦努力的精神，范仲淹最终成为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千古名臣。他创办的范文正公义庄，历经九百年风雨，至今仍在资助范氏后人。义庄设有义学、义田等，为贫困族人提供教育和生活保障，成为 “见贤思齐” 精神代代相传的物质载体，激励着无数后人以范仲淹为榜样，心怀天下，积极进取。
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后，提出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的深刻洞见。在平定宁王之乱后，面对朝廷的猜忌与政敌的构陷，王阳明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在《传习录》中写道：“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通过不断内省，将 “致良知” 学说发展为完整体系。他认为，人的内心往往存在各种私欲和杂念，只有在实际事务中不断磨砺自己，反思自身，才能克服这些 “心中贼”，实现道德修养的提升。
王阳明的弟子王艮创立泰州学派，将思齐自省的理念传播至平民阶层。泰州学派主张 “百姓日用即道”，认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处处蕴含着道德准则，人人都可以通过学习和自我反省成为圣贤。这种思想打破了传统儒学的阶层限制，形成 “人人皆可为圣贤” 的思想解放潮流。自下而上的道德实践，使阳明心学在晚明时期发展成为影响东亚的显学，其思想传播至日本、韩国等地，对当地的文化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思齐自省在现代社会的实践与转化
（一）教育领域的革新与探索
芬兰的 “现象式教学” 独具特色，将思齐自省巧妙融入现实课题。在 “城市可持续发展” 课程中，学生们深入研究瑞典环保少女通贝里的事迹。通贝里从最初在瑞典议会大厦前举牌抗议，到发起全球 “星期五为未来” 罢课运动，她为应对气候变化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深深触动了芬兰学生。赫尔辛基某中学的学生在学习后，自发组成环保小组，对校园垃圾产生情况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详细调查。他们发现校园每天产生的纸张垃圾和食物浪费现象较为严重，于是模仿通贝里的倡导方式，向校方提交了一份包含垃圾分类方案、回收利用计划和环保宣传活动策划的详细报告。在学生们的努力下，学校不仅建立了循环利用系统，还定期开展环保主题活动，使 “见贤思齐” 不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转化为切实的环保行动。
新加坡的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注重培养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设置了 “道德两难” 讨论环节。当学生面对 “是否举报朋友作弊” 的情景时，教师会引导他们从多个角度进行反思：如果包庇朋友，是否损害了公平原则，破坏了班级的学习风气？如果举报，又该如何向朋友解释，如何维护彼此的友谊？通过角色扮演、小组辩论等方式，学生们深入探讨不同选择的利弊和道德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