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这么多审计环节、追责条款，会不会加重企业负担？吓跑潜在投资者？我认为，此事关系重大，必须慎之又慎，可以再放一放，广泛征求企业意见，寻求最优方案。”
他一开口便定下了“影响经济”的反对基调。几位紧跟赵达康的部门负责人心领神会，纷纷附和，大谈特谈操作难度、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主张“缓行”或“大幅简化”，会场一时被反对声浪占据。
孙耀东见时机成熟，慢条斯理地补充道：“赵市长和各位同志考虑得很周全啊。发展是硬道理，环保也确实是底线。关键是要找到平衡点，把握好度。比如这个‘终身责任追究’，初衷是好的，但会不会导致干部束手束脚，不敢担当、不敢作为？我们要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嘛。”
一时间，反对和质疑的声音形成了强大的压力墙，向秦风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或明或暗地聚焦在他身上，等待他的回应，甚至期待着他的失态或退缩。
秦风始终面色平静，耐心地听着众人的发言，指尖无意识地在桌面轻轻敲击，仿佛在思考，又似在等待最佳的出击时机。待声音渐歇，他才缓缓抬起头，目光清澈而坚定，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
“赵市长、孙市长和各位同志的意见，我都认真听取了。大家关心营商环境、关爱干部队伍，这充分体现了我们政府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值得肯定。”
他先给予尊重，缓和现场气氛，随即话锋巧妙一转，将讨论提升到新的高度：
“但是，我们或许更需要深入思考一个根本性问题：什么样的营商环境才是可持续的、高质量的？是靠降低环保门槛、牺牲长远利益换来的短期虚假繁荣，还是依靠法治的刚性、制度的透明、生态的优美所构筑的持久吸引力和竞争力？”
他没有直接反驳赵达康的“经济影响论”，而是将议题引向了发展理念的哲学层面，占据了道义制高点。
“至于干部担当作为，”秦风的目光平和却有力地扫过在场众人，“我认为，真正的担当，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对脚下这片土地和子孙后代负起历史责任。建立严格的环保审计和监督机制，不是给干部套上枷锁，恰恰是为那些想干事、能干事的干部提供清晰的行动指南和坚实的制度保障，让他们在阳光下放心工作，避免因为规则模糊、监管缺失而‘被污染’，甚至滑入错误的深渊。这，才是对干部最大的爱护和支持！”
他巧妙地将“严格审计”与“支持担当”统一起来，并再次引用了周海洋批示中的“主动担当”、“不得推诿”来强化自己的观点，使其无懈可击。
“况且，”秦风抛出了最具分量的一击，“周书记在关于文旅项目的批示中，特别强调了‘特事特办’的前提是‘依法依规’。环境保护法，就是最基本、最严肃的‘规’之一。如果我们连自身投资的项目都无法实施最严格的环保约束，那么，‘生态文化长廊’的招牌如何立得住？我们又如何取信于民，取信于所有关注江泉发展的投资者？这又如何体现市委市政府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坚定决心？”
他句句在理，环环相扣，既回应了所有质疑，又牢牢扣住周海洋的批示精神，将反对意见置于“违背上级精神”、“不顾长远大局”的道德和政策劣势。会场陷入了一片沉寂，先前附和的声音都消失了，不少人低下了头，或若有所思。
赵达康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他没想到秦风的准备如此充分，逻辑如此严密，且始终站在政策和道义的制高点上。他若再强行反对，就等于在众目睽睽之下与周海洋公开唱反调。
他看了一眼旁边的孙耀东，孙耀东眼神躲闪，低头盯着茶杯，不再吭声。其他原本跃跃欲试的官员，也都噤若寒蝉。
会议主持人孙耀东感受到气氛的逆转，知道今天已无法强行否决。他干咳一声，打起圆场，试图寻找台阶：“秦市长言之有理，高屋建瓴啊。环保是底线，规则是保障，这一点我们必须坚持。这样吧，这个细则呢，原则上可以通过，但其中一些具体条款，比如审计的频次、追责的具体尺度、以及与现有法规的衔接等，请发改委牵头，再会同环保、审计、财政等部门深入研究，仔细斟酌，把握好分寸，争取拿出一份既严格又科学、具可操作性的方案，再报市政府最终审定。赵市长，您看这样如何？”
这是一个典型的妥协方案：细则得以“原则通过”，但具体内容留待后续“研究斟酌”
赵达康面色铁青，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既然大家都认为有必要，那就按耀东同志的意见办！但是，我再次强调，最终出台的细则，必须切实可行，决不能以牺牲经济发展效率为代价！”
他保留了自己的态度，但不得不接受了既成事实。
“散会！”赵达康霍然起身，椅子与地面摩擦发出刺耳的声音，他头也不回地大步离开会议室，留下一室凝重的空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