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sp; 差不多下午6点的时候会有个干瘦的老头过来收垃圾，他会把清洁车停在房门口把门口的垃圾桶拿起来，连着垃圾袋和里面的垃圾一起扔到车里，并换上新的垃圾袋。
席勒通常不会制造垃圾，他房间里的垃圾桶基本是过来照看的医生和护士扔的写错了的便利签或是小零食的包装。
收垃圾的老头会对所有东西点评一番，再感叹几句现在的生活好了，零食都能当饭吃了，他之前吃了一口他孙子的小饼干，被甜的喝了几大杯水之类的。
晚上9点熄灯的时候，保安会最后巡逻一遍楼层，他会轻轻地敲开门，把门推开一个缝之后把他的大脑袋伸进来，眯起本来就不大的眼睛，用哄小孩的语气和席勒说关灯了，睡觉了。
这些人每天都来，定时定点，逐渐变成了席勒生活规律的一部分，但他从来没和这些人产生过任何联系，他们单方面地看他并说话，席勒从来不做回应。
但席勒远超常人的记忆力还是让他记住了这些人的动作表情和话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不理解他们是在干什么，但随着他精神情况的好转以及对于生活常识的学习，他大概能理解是这些人维持着这个机构的正常运转。
但席勒其实也不知道什么叫正常，他的病房一直都很干净，走廊从来也没有灰尘，垃圾桶里的垃圾不会过夜，也从来没遇到过任何危险。
而在他长大以后，他也曾和这类人有过许多次交集，大学里面打扫卫生的清洁工、开垃圾车的工作人员、随处可见的停车场保安。
很多时候他们会和席勒寒暄几句，大多是夸奖他学业有成，羡慕他天赋异禀，恭维他未来一定大有成就，就好像席勒现在所选择的是多么困难、取得成功有多么不容易的一条路。
就好像他们自己完全没能力选择这条路，所以才选择了现在这样的生活，当清洁工、垃圾处理员和保安。
直到席勒成年自立以后才发现事情好像不是这样的，对他来说当清洁工收拾卫生，当垃圾处理员处理垃圾，甚至是当保安巡逻，都比搞学术要困难太多。
扮演一个庞大机构当中最底层的小小螺丝钉实际上非常困难，正因为层级过低，体量过小，没有任何权力，说什么也没人听、没人信，工作就格外困难。
哪怕席勒只是个大学生，当他成绩优异，能给导师带来好处，他的上司也会认真地考虑他的提议，就算他不考虑，席勒也有办法让他考虑。
但席勒遇到过好几次某个厕所门坏了，某个水龙头不出水了，清洁工也都在抱怨，但就是没人去改。
如果有人问，这些小小螺丝钉也只能说“我就是个扫地的，上面不给弄，我也没办法”。
“没办法”这个词对于那时的席勒来说像恐怖片，他的人生当中从未有过没办法的时候，哪怕暂时没有能力，也至少有个计划，迟早能达成。
事实也是，他对任何事都有办法，别说是修个厕所门和水龙头，因为某些特殊原因没空去考试，或是考不过，并且留给他进行处理的时间只剩一天了，他也有办法。
但阿纳托利医生对此抱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席勒必须得尝试接受自己“没办法”，因为只有他承认了这一点，才能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人和人是如何产生联系的。
再后来，席勒逐渐弄懂了这些总是没办法的普通人到底是怎么在这个社会中活下去的。
某个厕所门坏了，他们会去办公室找老师借张纸，写个告示条，或是干脆叫人帮忙抬着坏了的门堵在隔间的门口，把那里改成工具间。
水龙头坏了没办法洗拖布，他们就轮流去楼下其他卫生间打水，变成一个人拖地，一个人换水的分工合作模式。
他们就是这么活下去的，听起来非常简单，但对席勒来说却异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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