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简其过往的成就，就断定他陆串在这个题材上不如杨简。关键是这种把自己过去的作品且他认为非常优秀的作品拉出来“鞭尸”，这让他觉得很不舒服。
总而言之，陆串知道自己不如杨简，也认同杨简可能会拍出更好的大屠杀题材电影，但他不认为自己当年拍摄《南京！南京！》的理念和想法有什么问题。
业内人士对此事的态度则更为微妙和复杂。
很多人私下认为杨简当年的观点更有力量，更符合当下主流民族情绪和历史认知。他们认为陆串的尝试在当时就值得商榷，如今看来更是“不合时宜”。
也有部分屁股歪了的人认为，对艺术创作的探讨不应该变成道德审判和人身份攻击。“陆太郎”的标签过于恶毒，现在翻旧账的行为也有些“落井下石”。他们觉得陆串的探索即使不成功，也有其价值，不应全盘否定。
更多人则保持冷静，认为这是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下的创作选择问题。他们期待杨简的电影能真正实现其宣称的目标，但也提醒公众，拍摄这样的历史题材面临巨大的挑战，最终还需用作品说话。
当然了，更多的人还是资本的心态，不管是谁拍？拍的是什么？能不能赚钱才是最重要的。
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新闻等多家重量级官方媒体，纷纷进行了报道或发表评论文章，对杨简的计划表示高度肯定和支持。文章强调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的重要性，并赞扬电影人用艺术形式传递民族记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社会责任感。这相当于为该项目赋予了国家级别的背书。
无论是与杨简关系密切的，还是一些存在竞争关系的电影人，在这个话题面前都表达了一致的敬意。不管是远在好莱坞的张一谋，还是正在国内制作《长城》后期的陈诗人，亦或者是江文、宁昊、曹宝平等众多导演公开发声，表示支持杨简的这一决定很让人佩服。
大家都知道，金陵大屠杀的题材不好拍，张一谋更是拍过这个题材，他更是明白其中的难处。
杨简现在要去触碰这个题材，不佩服不行。
金陵大屠杀题材的电影之所以难拍，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少有电影公司和导演去触碰，其实是历史、艺术、商业、政治和伦理多重因素交织下的结果。这也并非电影公司和导演们缺乏勇气或责任感，而是面对这样一个民族集体创伤时，必须要面对很多极其严峻的挑战。
金陵大屠杀是人类、尤其是华夏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其暴行的尺度超出了正常人类的想象。如何在银幕上“真实”地呈现这种暴行，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伦理和美学难题。
如果画面过于写实和血腥，会变成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对观众而言也是一种难以承受的感官折磨，可能导致观影体验极差，甚至被批评为“消费苦难”、“暴力奇观”。
如果有所保留或含蓄处理，又可能无法传递历史的沉重与残酷，削弱了事件的警示意义，容易被诟病为“隔靴搔痒”，无法触及本质。
任何细节上的艺术加工都可能引发史学界和公众的质疑。在这样一个高度敏感的历史事件上，导演的每一个虚构人物、每一句虚构台词都可能被放在放大镜下审视，一旦被认为与史实有出入，就会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
金陵大屠杀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最深重的创伤之一，它不仅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种沉痛的情感记忆。导演拍摄此类题材，犹如在小心翼翼地触碰一个尚未完全愈合的伤口。他们背负着整个民族的情感期待和道德审判，压力巨大。
如何讲述受害者故事，如何表现施暴者，都需要极度的谨慎和同理心。必须确保影片的创作是出于对死难者的缅怀和对历史的尊重，而非简单的利用。任何商业化的操作或艺术上的轻浮都可能被视作对死难者的不敬。
其实最容易的处理方式是塑造绝对的恶魔（小日子军人）和绝对的天使（华夏受害者）。但最高级的艺术往往追求更深层的人性探讨。如何在不淡化侵略者罪恶的前提下，探讨战争如何异化人性、体制之恶与个人之罪的关系等复杂问题，是对导演功力的极大考验。处理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巨大的争议。
这类题材很容易拍成“爱国主义教育片”，流于口号和情绪煽动，而失去了艺术本身的力量。如何通过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个人故事，让全球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都能产生共情和理解，是极大的挑战。
还有一个不得不面对的商业市场残酷现实，绝大多数观众进电影院是为了娱乐和放松。面对一段极其压抑、令人心碎的历史，很多人会本能地选择回避。这使得这类影片的票房前景天生黯淡，所以就很难吸引大的投资。
不过这个对于杨简来说压根不算事儿，他就是自己贴钱，他也要拍出来。他不但要在国内上映发行，他还要在全球进行发行。
无非就是钱的事情，要是不行，那就是钱给的不够。
哼，钱这玩意儿，杨简是最不缺的了。
从1995吴子牛导演的《南京大屠杀》到2009年陆串的《南京！南京！》，再到2011年张一谋导演的《金陵十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