险。但实际上，当一张多米洛骨牌倒塌的时候，整副牌都有可能塌下来。
再成立一家对冲基金对我来说简直毫无难度和挑战，很多人都希望把钱投给我，让我带他们再投一次石油、黄金、矿产或橡胶。如果能复制1997年的辉煌,我也许会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宏观对冲之王，第二个乔治霍尔,被写进经济危机研究的教材，作为一个既光荣又危险的名字被全世界反复引用。
但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结果,因为在我的判断中，宏观对冲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了。这个判断来自多个层面,最关键的一点是：乔治霍尔出生在1929年，而我所面对的世界,已经截然不同。经济波动性在上升,监管也越来越严格,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这一趋势还在加速。过去那种靠高杠杆做多空全球市场的套利模式，已经越来越难以持续。
和许多想在华尔街建立权势版图的男人不同，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天生的超级天才。我做过大胆的交易，但我始终对风险抱有戒心，比起那些沉迷于神迹般年化收益率的基金经理，我更愿意形容自己像一名研究整体的工程师。
全球化的速度加快了风险的不可预测，这一点已经在我的老东家，ESF基金倒闭案例中展现的淋漓尽致。
当时摆在我的面前有三条路：第一，成立一家对冲基金；第二，成立一家私募股权基金；第三，就此退休去当豪门太太，毕竟我当时有一位完全称得上是权贵子弟的‘丈夫’。
第三条路我根本没有考虑过，第一条和第二条其实区别不大，虽然我没有从事私募股权的经验，但是在美国，这两者并没有根本性的区别。美国金融公司最常见的形式就是在纽约设立一家投资顾问公司作为母体，承担策略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