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了，不是因为高兴，是觉得太委屈了，这两年没睡过一个安稳觉。” 李娜说。
更让教授们头疼的，是 “学术影响力的隐形要求”。评正高不只是看成果数量，还要看同行认可度 —— 比如是否担任国家级学会理事、是否主持学术会议、是否有国外高校访学经历，甚至是否有横向课题（企业合作项目）的转化成果。这些要求，对缺乏资源的普通教授来说，如同 “空中楼阁”。
商学院的王浩教授，教学口碑极好，还主持过一项中国国家社科课题，发表了 3 篇 SSCI 论文，可连续两次评正高都没通过。评审反馈说 “学术影响力不足”—— 他没主持过全国性学术会议，也没海外访学经历。为了弥补短板，王浩主动联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申请访学名额，光推荐信就写了 8 封，还自费承担了 10 万元生活费。访学期间，他既要听课、参加学术研讨，还要远程指导国内研究生，每天只睡 4 个小时。回国后，他又牵头举办 “中国企业管理创新论坛”，拉赞助、邀请专家、安排议程，忙得脚不沾地。“为了评正高，我把家里的积蓄都快花光了，还欠了朋友不少人情。” 王浩无奈地说。
最让教授们寒心的，是 “资源倾斜下的公平缺失”。大学里的院领导、校领导，往往手握更多资源 —— 更容易拿到国家级课题的 “推荐名额”，发表论文能通过 “学术人脉” 走捷径，甚至能以 “项目指导者” 的名义挂名核心成果，挤占普通教授的名额。
某医学院的副院长赵刚，去年申报正高时，材料里写着 “主持过自科课题 1 项、发表 SCI 论文 5 篇（IF 总和 28）”，可医学院的教授们都知道，赵刚每天忙着开会、接待、跑行政，很少进实验室。有年轻教授透露：“他的国自科课题，其实是下面的副教授牵头做的，他就挂了个主持人的名；论文也是研究生写好后，他加上通讯作者的名字。去年他的课时量才 20 学时，连规定标准的三分之一都不到，却凭着‘领导身份’通过了初评。” 虽然最后因 “学术成果真实性存疑” 被举报，评审资格被取消，但这样的案例，还是让普通教授们倍感无力。
周明教授今年又提交了正高申报材料，他的国社科课题顺利结题，还发表了 2 篇 SSCI 论文，甚至主动申请去乡村中学做 “文学普及讲座”，弥补学术影响力的短板。“我知道很难，但我还想再试一次。” 他指着书架上的教案说，“我教了 20 年书，带了 30 多个研究生，不只是想要个正高头衔，更想让自己的学术成果被认可，让学生觉得‘跟着周老师做研究，值’。”
大学教授评正高，难在名额的激烈竞争，难在科研成果的严苛标准，难在学术影响力的隐形门槛，更难在资源倾斜下的公平困境。无数像周明、李娜、王浩这样的教授，在教学与科研的夹缝中挣扎，在一次次失败后仍选择坚持。希望有一天，评正高的制度能更贴合大学教授的实际 —— 少一些 “唯课题、唯论文” 的硬指标，多一些对教学质量、学术情怀的考量，让真正潜心治学、热爱教育的教授，能跨过这座 “高山”，收获应有的认可。
二、大学不是 “加长版中学”：教学与科研该侧重那个
我们科发院的调研团队，在院领导的安排下去相关学院去调研座谈时，机械工程系的李老师拿出两张课程表，指尖在密密麻麻的课程格子上划过：“我们系大三学生每周 28 节课，早八到晚九连轴转，连泡图书馆的时间都挤不出来，我们哪有时间精力搞科研写论文？可上周我们去邻市 985 高校交流，人家同专业学生每周只有 16 节课，剩下的时间都在跟着导师做项目、泡实验室、读外文文献。” 这番对比，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当前中国大学教育里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