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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只针对两京十三省，现在开放了辽东、漠南和台湾省，甚至还对扶桑省、朝鲜省分别开放了10个名额。
用社科院院士王夫之的话说，北京多所大学扩招，其实预示着官僚层面和商业层面的多种繁荣。
因为这些大学的人才，要么从政，要么担任了国营商社的重要职位。
正如皇帝在《国富论》中所说：人才的数量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象征。
但是王夫之在写给翰林院警示函的时候，又忧心忡忡地说道：
“目前国内新政的体系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火器却开始走私，可能蒸汽机也已经走私出去，这说明朝廷对民间的管控依然有待加强。”
“北方虽然获得军事胜利，却并没有彻底消灭敌人。
南方的海域，敌人短暂蛰伏，却对我们垂涎欲滴。”
“朝廷应该放缓一些人口流动的速度，从内部严抓。”
看完王夫之的警示函，崇祯并没有说什么。
关于火器和蒸汽机的走私，这是不可避免的。
历史已经证明，即便是禁海，沿海的商人也会私下里做生意做买卖，还诞生出郑芝龙那样的人物。
你不可能要求每一个人都全心全意为这个国家着想，即便把思想教育做到极致，也不可能杜绝。
因为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人什么都做得出来，这是人性，刻在基因里的。
要解决走私和勾结洋人的问题，有两种方法：
一、内部从严，不停抓，不停收缩政策，减少流通。
二、对外打仗，将西洋人打回欧洲。
第二种看似需要巨额军费，但实际上比第一种方法更省钱，因为见效快，根治，一劳永逸。
而第一种，则是漫长的、繁琐的一种方法，它还可能导致内卷出现，内部矛盾变尖锐。
不是说第一种不做，是以第二种为主，第一种为辅，两手并行。
看着外面密密麻麻的暴雨，崇祯心里明白，这个时候，需要一场大战，来触发南洋局势，给国内一些走私犯以警告了。
这时，崇祯并不知道，北方的局面也在变化，皇太极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