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赶紧客气地问：“您好，麻烦您说一下您是哪位？我跟领导汇报一下。”
老太太在电话那头说：“你跟他说，我姓丁，叫丁婉婷。”
“好的丁女士，您稍等，我这就跟领导说。”秘书挂了丁婉婷的电话，立马敲响了领导办公室的门，进去汇报道：“领导，有位丁女士找您，叫丁婉婷。”
领导一听“丁婉婷”这仨字，立马抬头：“把电话接进来！”
“啪”的一下，电话直接转进了办公室，领导的声音透着股熟稔：“婉婷啊，是你吗？好些年没联系了，你还好吗？”
“挺好的，文宁。”
丁婉婷的声音也软了些，“今天给你打电话，是有事儿求你——我儿子大平在沈阳出了点事儿，情况挺急的……”
接着就把张大平打死人、现在要被重判的事儿，一五一十地跟领导说了，连前因后果都讲得明明白白。
有人可能要问了，丁婉婷一个退休的，咋能跟这么大的领导说上话？这里面有段老交情——当年领导还在体制内待过五年，有的说六年，反正那段时间俩人都在那上班。那时候都年轻，也都意气风发，丁婉婷可是出了名的大美女，长得那叫一个拔尖，谁见了都得瞅两眼；背头哥那时候也不是后来的身份，就是年轻人，但俩人私下里处得特别好，用现在的话说，那是过命的革命友谊。
后来领导背头哥离开汽车厂，往上升了，丁婉婷没过多久，就跟一个没啥名气的工人结婚了——这人就是张永九，也就是张大平名义上的爹。
俩人结婚没半年，张大平就出生了，跟着张永九姓。坊间对这事儿有不少闲话，说啥的都有，但咱不管那些真假，就当故事听就行。
这边丁婉婷把事儿说完，领导在电话那头也应下了会帮忙过问，俩人又寒暄了两句，就把电话挂了。
就这么一个电话，张大平的事儿，眼看着就有了转机。
第二天一早，沈阳的大马路上突然轰隆隆来了一支车队，十几辆车全打着双闪，车玻璃贴着深色膜，瞅不着里面的人，但那阵仗一看就不一般——车队走哪条马路，交警立马就过来封路戒严，老百姓都站在路边抻着脖子瞅，嘴里还叨叨：“这是啥大人物来了啊？这么大动静！”
这支车队没往别的地方去，直奔着友谊宾馆就来了。
咱沈阳老铁都知道，这友谊宾馆可不是一般地方，以前是专门接待外地重要人物的，市里头的领导、省里头的干部，甚至是中东那边来的外国大领导，到沈阳都在这儿住，规格老高了，一般人连大门都进不去。
车队一到友谊宾馆门口，整个沈阳市的官员都跟“炸了锅”似的——市里头管事儿的、省里头当差的，全往宾馆这边赶，一个个西装革履的，站在门口等着，可人家宾馆的保安拦着，根本不让随便进，就说“里面有安排，点到名才能进”。
就这么着，整个下午，宾馆里头一会儿出来个干部，脸上面色凝重；一会儿又进去个领导，脚步匆匆的。旁边看热闹的人都猜，指定是出啥天大的事儿了，可具体唠啥、办啥，谁也不知道，就只能在旁边瞎琢磨。
大概快到五点的时候，沈阳桃仙机场那边传来消息——有一架专机往四九城飞了！不用问，这肯定是背头哥处理完事儿，要回北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