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延儒走出值房，午门的钟声恰好响起，悠长而沉重，回荡在紫禁城上空，仿佛为这个行将就木的帝国，敲响着一记记丧钟。
而他，大明辅，正走向那位同样被困在命运囚笼中的皇帝，去进行一场注定艰难，甚至可能引火烧身的奏对。
周延儒走出文渊阁，午后的阳光斜照在紫禁城朱红的宫墙上，却带不来丝毫暖意，反而将那些琉璃瓦映出一片冰冷的辉煌。
他沿着熟悉的宫道，向着乾清宫的方向缓缓而行。
每一步都踏在打磨得光可鉴人的青石板上，出空旷而清晰的回响，在这肃穆的皇城里，显得格外孤寂。
越靠近内廷，守卫越森严，不再是那些看上去有些懈怠的京营旧军，而是一队队身着簇新鸳鸯战袄，手持精良火铳或长矛的士兵。
他们身姿挺拔，眼神锐利且警惕，如同鹰隼般扫视着每一个经过的人，即便是当朝辅，也需经过严格的勘验腰牌、询问事由的程序。
这便是崇祯皇帝近年来倾尽内帑，由心腹太监和少数几位可信将领一手操练的“新军”
，人数不过五千余，却是皇帝在风雨飘摇中，唯一能紧紧攥在手里的刀把子。
他们只效忠于皇帝一人，是这庞大帝国躯壳内，最后一丝强韧而冰冷的生机，也是悬在所有人头顶，包括他周延儒在内的一柄利剑。
说来颇具讽刺意味，大明皇帝向来以“富有四海”
自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可这冠冕堂皇的说辞背后，却是令人啼笑皆非的现实。
若无文武百官的拥护，天子的圣旨甚至出不了京畿，这种皇权与文官集团之间微妙的制衡，早已成为大明政治体系中根深蒂固的痼疾。
当大夏王朝以不可阻挡之势崛起时，崇祯在深宫中反复研读敌国典章，终于洞悉了一个残酷的真相。
这个新兴政权与往日的流寇叛军截然不同：他们建立起完整的官僚体系，推行严明的律法制度，更拥有足以治理天下的士人集团——这俨然是一个正在脱胎换骨的新生王朝。
在意识到大势已去的那一刻，这位末代皇帝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他暗中指使亲信太监，以雷霆手段收回被权贵侵占的皇庄，又巧妙兼并了大量良田。
最终在京城周边整合出十九处皇庄，共计一百五十万亩沃土，安置流民四十余万，构筑起皇室最后的自留地。
更令人惊叹的是，崇祯从这些庄户中遴选万余青壮，效仿大夏军制严格操练，最终淬炼出五千精锐。
这支完全效忠于皇帝的私兵，成为紫禁城最后的安全屏障。
“天子必须手握钱粮、掌控军队”
——这是崇祯夜读大夏政制时顿悟的治国真谛。
可惜这番领悟来得太迟，当他看清皇权真正的根基所在时，大明王朝早已病入膏肓。
但这位倔强的君主仍在王朝倾覆的前夜，以这种近乎悲壮的方式，为皇室保留了最后的体面。
这种临摹新兴政权制度的举措，既是对过往治国之道的彻底反思，也是一个即将谢幕的王朝，为自己准备的最后尊严！
经过几道盘查，周延儒终于被引至乾清宫东暖阁外。
领路的太监低声禀报后，阁内沉寂了片刻，才传来一个略显沙哑而疲惫的声音：“宣”
。
周延儒整理了一下衣冠，深吸一口带着檀香和陈旧木料气息的冰冷空气，躬身走了进去。
暖阁内，光线略显昏暗。
崇祯皇帝朱由检并未坐在御案之后，而是背对着门口，站在一扇半开的菱花格窗边，望着窗外庭院中几株在秋风中萧瑟的树木。
他身形消瘦，穿着一件半旧的暗龙纹常服，并未戴冠，只用一根简单的玉簪束。
仅仅是这样一个背影，就透出一股难以言说的孤寂与沉重的压力。
“臣，周延儒，叩见皇上，”
周延儒依礼跪拜。
崇祯没有转身，只是淡淡地“嗯”
了一声，声音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元辅此时来见朕，有何紧急军国大事？”
。
他的语气里带着一种习以为常的、对坏消息的预期。
周延儒心下一沉，知道任何迂回都可能是致命的。
他保持着跪姿，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稳清晰：“启奏陛下，确有一事，关乎社稷存亡，臣不敢专断，特来请旨”
。
他斟酌着词句，将李岩秘密入京，代表李自成提出“联寇抗夏”
之议，缓缓道来。
他刻意略去了李岩如何轻易进入他府邸的细节，也弱化了内阁中的激烈争论，只将重点放在“大夏势大，已成心腹之患”
。
以及“闯军愿弃前嫌，共御外侮”
的核心诉求上，并强调了这是利用流寇抵御更强敌人，为朝廷争取时间的“权宜之计”
。
暖阁内一片死寂，只有崇祯皇帝手指无意识敲击窗棂的微弱声响，哒，哒，哒……每一声都敲在周延儒的心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