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笔钱，政务院既不敢克扣分毫，更不敢将军队重新推回大王手中。
若是让王室独自承担所有军队的供给，掌握了财权与军权的王室将拥有绝对权威，届时整个文官体系都要在军威之下俯首帖耳，再无置喙之力。
如今这般格局，反倒最为稳妥：文官体系握着军队的钱粮供给，军方掌控着军队的作战与防务，双方相互牵制，遇事才能坐下来平等商议，形成稳定的制衡态势。
而端坐于上首的秦思源，正端着茶盏慢条斯理地品着，神色悠然。
这一切早在他的谋划之中——日后，他只需牢牢掌控禁卫军与王家海军两支核心力量便足够了。
待平定中原、大局稳定后，禁卫军规模将扩张至二十万以上，王家海军也会发展到十万人之上，这两支精锐，便是他稳固帝位、掌控天下的最坚实保障。
同时，这两支军队还会带领贵族向外扩张，完成秦思源心目中的目标，为了这个，他苦心孤诣的设计了这一套制度。
书房内茶香袅袅，秦思源指尖摩挲着温润的茶盏，缓缓呷了一口，抬眸看向身侧的苏明哲，沉声问道：“苏卿，如今大夏的官吏总数，已有多少了？”。
苏明哲闻言，略一思忖，拱手答道：“回大王，此事臣未曾细究，暂无确切数目，但依各府县上报的名册估算，应当不低于二十万人”。
他语气带着几分不确定，毕竟大夏初定，地方行政体系尚在完善，官吏统计本就难有精准数字。
秦思源微微颔首，放下茶盏，目光透出几分审慎：“往后，官吏需单独列为一套编制，按地方人口多寡来核定名额，绝不能任由官吏队伍无序膨胀，徒耗国帑”。
说着，他进一步阐明构想，“大夏基层以村为单位，村长、民兵队长、教书先生皆由本村自行供养，不占朝廷编制”。
“本王的意思是，朝廷在编官吏，按‘三百人对应一名’的比例来招募，你认为呢？”。
“大王，此比例是否过少了些？”苏明哲眉头微蹙，计算一番后拱手进言，“眼下官吏虽仅二十万左右，但大夏工商业正蓬勃兴起，新增的税赋征管、市集监管、商事调解等事务日益繁杂，这点人手恐怕难以应对”。
“臣以为，按‘两百人对应一名’核定编制，更为妥当”。
“并不算少”，秦思源摆了摆手，语气笃定，“大夏的‘官’其实不多，真正多的是‘吏’，若任由吏员人数泛滥，即便眼下财政尚可支撑，长此以往也必会被拖垮”。
这话并非虚言。按“三百比一”计算，大夏官吏总数将达三十余万，仅这部分人每年消耗的钱粮折算成银元，就高达两千万之巨。
再加上几十万军队的军饷、军械开支，国库压力肯定沉重，如果无序扩张，很可能就会和后世的政府一样年年赤字。
这两千万银元中，官吏俸禄占比五成，其余则是各类福利——大夏的官吏福利远比前朝优厚，秦思源绝非朱元璋那般“既想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的君主。
遥想大明，朱元璋定下极低的官俸，除了少数家底丰厚的官员，多数低级官员过得捉襟见肘：七品县令年俸仅四十五石米，折算成现银寥寥无几，连养家糊口都难，更别还有官场往来的陋习。
反观大夏，只要是在编官吏，哪怕是最基层的小吏，也能凭俸禄和福利过上安稳的小康生活。
不过，福利优渥的同时，管束也极为严苛，政绩考核、贪腐惩处皆有铁律，正是“既让马儿跑，也给马儿吃夜宵”，权责与待遇对等。
苏明哲默算了一番，心中权衡利弊：三十余万官吏虽看似紧张，但大王考量的是财政可持续性，且福利与管束并重，能避免官吏因生计窘迫而滋生贪腐。
他随即点头应道：“臣明白了，那就按大王的意思来办”。
大夏如今的官吏体系仍有不少空缺，毕竟刚收复南方诸省，地方治理急需人手，而合格官吏的培养又非一日之功。
按苏明哲最初的设想，要支撑起大夏的行政运转，起码需要五十万官吏——这并非他夸大其词，只因大夏与大明的官吏体系，早已是云泥之别。
大明表面上只有几万在编官员，看似精简，实则藏着巨大的隐患：每个官员背后，都养着数量庞大的幕僚、帮闲、白役，这些人虽非朝廷在编，却把持着地方政务的实际运作，总数加起来足有上百万。
朝廷不给这些人发俸禄，可他们依托官员的权势，借着“惯例”“规矩”之名，肆意盘剥百姓：征收赋税时多加“火耗”，审理案件时索要“常例钱”，管理市集时收取“管理费”，层层压榨之下，百姓苦不堪言。
即便皇帝知晓其中弊病，也因牵扯太多利益纠葛，根本无力根治，只能任由这颗毒瘤侵蚀王朝根基。
大夏则彻底打破了这一沉疴，官员身边没有私人幕僚，也无闲散帮闲，仅有少量由朝廷统一配备的文书、车马等公职人员，所有行政开支皆由国库统一拨付，人员权责清晰，经费使用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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