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安城下的僵持，成了李莫愁势力涅盘重生的契机。
面对蒙古大军的重重围困，内部的组织与效率被提升到了极致。
在明确了各自职责后，四人集团如同精密的战争机器，开始高运转。
杨康全身心投入到城防与军队建设中。
他并非一味死守，时常组织精锐小队夜间出城袭扰，破坏蒙古攻城器械，锻炼部队的实战能力。
他深知兵贵精不贵多，在守城之余，以古墓派武功基础结合战场搏杀，总结出一套更适合普通士兵修炼的成功法，强调配合、耐力与一击制敌。
同时，他利用李莫愁建立的威信和杨家将后人的号召力，在控制区内（以临安为中心，逐步向外辐射）推行“寓兵于民”
的政策，鼓励百姓农闲时参与军事训练。
四年间，一支最初以护卫和残兵为基础的军队，不断吸纳流民、壮丁，经过严酷战火淬炼和系统训练，逐渐扩充成为一支纪律严明、战力强悍的三十余万雄师，号“夏武军”
。
沈玉清的才能在这场持久战中挥得淋漓尽致。
他的商业网络成了支撑战争的生命线。
通过隐秘渠道，江南的粮食、布匹、药材，乃至海外的精铁、硝石，被源源不断输入控制区。
他建立了严格的物资配给制度，确保军民基本生活，同时优先保障军队供应。
在李莫愁整顿后方城池时，他迅跟进，将原有的商业体系转化为战时计划经济模式，统一调配资源，设立官营工坊，大规模生产兵甲、箭矢、乃至简易的火器。
他当仁不让地承担着户部尚书的职责，将庞大的物资流转管理得井井有条。
苏玉洁领导的医疗体系，成为了凝聚人心的重要力量。
所有医馆全力运转，不仅救治伤员，更承担起防疫、公共卫生宣传的重任。
她组织编撰的《战时救护手册》、《常见疫病防治》被大量刊印下，提升了整体生存率。
随着控制区扩大，她迅在新收复的城镇建立医馆，派遣大夫、医女，使得“苏氏医馆”
几乎成了新政权的象征之一，深得民心。
由她主管医疗卫生事务，众望所归。
李莫愁的目光则投向更广阔的后方。
在临安防线基本稳固后，她亲自带领十几名精心挑选、各有所长的能臣干将（包括善于理政的、精通律法的、擅长工程的等），率领数千精锐，以临安为，向后方城镇系统性地推进“整顿”
。
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有些地方官员尚存忠义，欣然合作；有些则拥兵自重，或心存观望。
李莫愁手段果决，恩威并施。
对合作者，给予重任；对抵抗者，以雷霆手段清除，迅接管政权。
她废除了南宋后期的许多苛捐杂税，推行均田令，鼓励农耕，惩治豪强，使得流离失所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同时，大力兴修水利，恢复生产。
她尤其注重人才的选拔与任用。
不拘一格，唯才是举。
原南宋的低级官吏、民间隐士、甚至有一技之长的工匠，只要有能力、愿意为抗击蒙古出力，都得到重用。
她建立的考核制度清晰明确，使得吏治为之一清。
四年间，原本属于南宋的大片疆土（主要是江南、部分荆湖地区）被逐步整合，政令统一，民心归附，形成了一个以抗蒙为核心目标的、高效运转的割据政权。
四年后，南逃的南宋小朝廷在颠沛流离中，最后一位象征性的皇帝也病逝。
消息传来，控制区内群情涌动。
历经战火洗礼、目睹新政权带来的秩序与希望，军民人心所向，劝进之声不绝。
在此形势下，李莫愁与杨康审时度势，知时机已成熟。
于临安城内，祭告天地宗庙，宣布正式立国，定都临安（暂称行在），国号“夏”
，取“华夏正统，光复旧物”
之意，亦暗合“夏日烈烈，驱除胡虏”
的雄心。
李莫愁与杨康共称“二圣”
，不分正副，共同执掌最高权柄，开创了罕见的双圣临朝格局。
李莫愁称“文圣”
，总揽政务、吏治、外交；杨康称“武圣”
，统帅全军，主管军事征伐。
新朝班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