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领导，也不耽误前程。为了避嫌，我主动申请，又调到了武装部。说是主动申请，其实也是被领导安排过去的，毕竟主动申请说起来更好听。
李部长看着我，说道，大丈夫何患无妻。这邓晓阳虽好，但是你俩差距太大，她父亲下一步接任县长，基本上八九不离十，劝我还是踏踏实实先干着工作，把正式的身份先解决了。
这期间，我总是躲着晓阳，虽然躲着，但是每天都是刻意的伪装，一天没看到，心里就像猫挠的一样。
等到了1986年的春天，邓晓阳找到我，说已经给她父亲摊牌，说咱们彻底分手了，她父亲会在我身份的问题上帮忙。
我说不用了，我靠自己的努力能行。
邓晓阳打了一下我的脑袋，说，想什么呢，这么简单。没人说话谁给你办。
就这样，到了1986年的夏天，我就正式解决了身份问题。成为一名正式的国家干部。
那时候，改革开放是最热的词语，但我们身处内陆，只知道沿海地区发展很快，但并不知道快到什么地步。
1987年的时候，我的一位浙江战友虞家林到省城出差，他专程坐大巴车来到我们的老家，因为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有书信来往。当年我们是一个连队的战友，我的三等功就是和他一起立的，我们算是过了命的兄弟。
战友讲他现在在上海做外贸生意，按照他的说法，上海现在日新月异，我们这里竟然还这么的贫穷落后。他现在的外贸公司做得风生水起，现在正在扩张，这次来一是叙叙旧，重温战友情。第二就是问我要不要跟着一起去干。我当时脑子很乱，说自己回家里商量一下。战友住了两天，留下名片就走了。告诉我，只要我去，就去找他，苟富贵勿相忘。
我当时也想着，自己虽然解决了身份，但是如果在乡政府，是根本不可能和邓晓阳在一起的。
现在，邓晓阳一直和父亲怄气，调她走她也不走，要提拔她也不去。
我心里想着，干脆出去闯一闯，对她也好，对我也好。让她找一个更好的，更适合自己的。
就这样，我找书记乡长提交了辞职报告，这在当时比我进来还要轰动，那时候，还根本没有下海这一说。
又是乡长和书记轮流找我谈话，总之就是这乡政府虽然工资低，但吃的是公粮，你到上海，简直是自不量力不知好歹。
但我去意已决，临行的时候，我给邓晓阳告别，忘了我吧。邓晓阳顾不得在办公室，一把抱着我说。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跟着你。
我劝了几句，因为我可以做自己的主，但万万不敢做邓晓阳的主，因为前途未卜，命运未知，我可以冒险，但我不能容忍心爱的姑娘和我一起冒险。
等到第二天，告别了父母，我就坐上了乡镇的公共汽车，准备到省城然后转车到上海去。
车子驶过乡大院，没有看到熟悉的身影，我的视线始终停留在这个工作了两年多的乡大院。
等到公共汽车即将驶出乡镇的时候，我的心情一下落寞了很多，放下放不下，都要放下。
突然公共汽车被拦停，一个再熟悉不过的面容上了车，邓晓阳！拿着行李朝我走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