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这是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道德上黑白分明的历史版本。
而其他受害者群体的“失语”
与边缘化，也是他们失去核心受害者地位甚至都没人知道他们是受害者这一尴尬局面的原因之一。
罗姆人（吉卜赛人）在欧洲社会长期遭受歧视和边缘化，缺乏强大的政治组织和国际话语权，其苦难在战后很长时期内不被承认，甚至在其原籍国也继续受到迫害。
战后，许多国家的法律仍然将同性恋视为犯罪（包括德国根据第175条继续起诉同性恋者）。
受害者们无法公开身份，他们的故事被羞耻和恐惧所掩盖，无法进入公共讨论领域。
这在今天的西方社会是难以想象的。
关于斯拉夫受害者，前苏联及其卫星国在冷战期间的宣传中，倾向于将牺牲泛化为“苏联人民的伟大卫国战争”
，强调集体的英雄主义而非特定群体的受害者身份。
同时，西方出于意识形态对抗，也对宣传前苏联的牺牲心存芥蒂。
且东欧集团在战后对犹太人的迫害（如基辅医生案件、1968年波兰反犹运动）也使得这些国家不愿深入探讨自己在二战中作为“加害者”
或“旁观者”
的角色。
犹太人的叙事提供了一个罕见的、在道德上近乎绝对黑白分明的历史案例：无辜的受害者与极端的恶魔。
这种清晰性对于教育、政治动员和外交来说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那些说华夏的电影电视剧将小日子塑造成极端的恶魔有问题的人，看看人家犹太群体是怎么做的，就是要先给小日子定性，其他的事情慢慢去做。
犹太人大屠杀叙事最终被塑造成一个关于宽容、多元主义和人权的普世教训。
这使得它越了犹太民族本身，成为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批判一切形式极端主义、种族主义和威权主义的终极历史参照物。
这种“为我所用”
的普世化过程，确保了其被广泛接纳和持续传播。
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
那为什么华夏在二战中承受了无比巨大的牺牲和苦难，但却常常感觉在国际话语体系中未被给予应有的关注和承认。
这种感受是真实且合理的。
这就不得不说道近代历史叙事的话语权与“西方中心主义”
的盛行。
犹太人大屠杀的生生在欧洲——近代最具话语权的核心地带，这使得大屠杀自然成为了西方历史研究和公众记忆的核心议题之一。
大量犹太幸存者后来移民到了美国、以色列等西方国家，他们及其后代融入了当地社会，并成为了学术界、媒体界、文艺界和金融界的重要力量。
他们有能力、有资源、有平台不断地讲述和传播自己的故事，确保悲剧不被遗忘。
相比之下，华夏战场的惨烈故事生在遥远的东方。
在长期的“西方中心主义”
视角下，非西方世界的苦难往往容易被边缘化，被视为“别人的故事”
，难以引同样程度的情感共鸣和持续关注。
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被认为是基于一种极端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最终解决方案”
），旨在从肉体上彻底消灭一个被称为“劣等”
的种族。
其高度的系统性、工业化和理论化（如使用毒气室、集中营、精确的记录）使其在人类历史上显得极为特殊和骇人听闻。
这种“为屠杀而屠杀”
的纯粹邪恶，冲击了人类的道德底线。
小日子在华夏的暴行（如金陵大屠杀、细菌战、三光政策、731等）同样极端残忍和反人类。
在西方视角下，他们认为这只是残酷的殖民战争、种族奴役和战争暴行的极端放大，这种暴行虽然可怕，但似乎仍可被错误地置于“战争残酷性”
的框架内去理解，而未能像犹太人在二战中遭受的那样被清晰地定义为一种越战争的、独一无二的“恶”
。
其实西方的列强曾经在华夏的也犯下相同的罪行，只不过和小日子的程度不一样而已。
看看，西方社会的双标一直就有。
战后，德国被彻底摧毁和占领，经历了深刻的去纳粹化改造，其政府和民众对历史罪行的反思相对更为彻底和持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