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守丧。
按照当时的“名教”礼法，守丧期间应当足不出户，心如止水，不得有任何放纵或违背礼仪的行为。
然而，当阮咸得知婢女被带走的消息后，他竟然毫不犹豫地打破了这些礼法的束缚。
只见他心急如焚，全然不顾他人的非议和指责，立刻骑上一头驴，如疾风般疾驰而去，一路追赶姑母的马车。
最终，他成功地追上了姑母，并将婢女带回了自己身边。
不仅如此，他还与婢女一同返回，毫不掩饰自己对她的深情厚意。
有人对阮咸的行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指责他“违礼”。
然而，面对这些指责，阮咸却表现得异常坦然。
他直言不讳地说道：“人种不可失。”
在他眼中，男女之间的真挚情感以及生命的延续，本就是自然天性，远比那些束缚人性的“礼法”更为重要。
这份不被礼教所绑架的勇气和果敢，在当时那个封建礼教森严的社会背景下，无疑是惊世骇俗的。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阮咸成为了“魏晋风度”中最具烟火气的代表人物，他的故事流传至今，依然令人感叹不已。
阮咸的“狂”，从不只是言行上的放达，更体现在他对艺术的极致追求中。
他是中国古代着名的音乐家，尤其擅长弹奏琵琶。
当时的琵琶，形制与后世不同，音箱为圆形，直颈，有四弦，因阮咸演奏技艺绝伦，后世便将这种乐器命名为“阮咸”（简称“阮”），沿用至今。
阮咸对音律的理解，远超同时代人。
他不仅能熟练演奏乐器，还对音律理论有深入研究，曾着有《律议》一书，可惜早已失传。
史载他曾与当时的音律学家荀勖讨论乐律，荀勖自认为对音律研究甚深，制定了新的律吕（音律标准），满朝文武都称赞不已，唯独阮咸指出其中的疏漏。
荀勖起初不服，认为阮咸是故意刁难，直到后来有人从地下发掘出一架先秦时期的铜尺，用这把铜尺校对荀勖的律吕，果然发现了偏差，这才印证了阮咸的眼光。
此事不仅展现了阮咸在音律上的深厚造诣，更体现了他不盲从权威、坚持真理的治学态度——这份“真”，与他在生活中的“狂”一脉相承，共同构成了他的人格底色。
然而，阮咸的真性情在西晋那个风起云涌、波谲云诡的政治旋涡中，注定是格格不入、难以被容忍的。
当时，司马氏集团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不遗余力地大力推崇所谓的“名教”，要求士大夫们必须严格恪守礼法、忠心耿耿地效命于朝廷。
然而，阮咸所秉持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念，无疑是对这种统治秩序的一种潜在的、隐晦的反抗。
不仅如此，阮咸的性格还十分直率，他根本不擅长钻营取巧、阿谀奉承那一套。
所以，尽管他才华横溢，但在仕途上却始终郁郁不得志，难以有所作为。
他曾经担任过散骑侍郎、始平太守等官职，但这些职位无一不是些清闲的、有名无实的虚职，根本没有机会让他施展自己的抱负和才能。
即便如此，阮咸也从未有过丝毫的改变，他始终坚守着自己的本性。
在官场上，他既不参与党派之间的明争暗斗，也不去迎合那些权贵们的喜好，依旧我行我素，特立独行。
他时常与志同道合的友人们一起饮酒作乐，高谈阔论玄学之道，将官场的种种束缚和羁绊都统统抛到了九霄云外。
阮咸与“竹林七贤”其他成员之间的交往，充满了率真和随性。他与嵇康的关系尤为亲密，两人常常一同抚琴论道，探讨人生哲理。当嵇康在打铁时，阮咸便会在一旁弹奏丝竹，那悠扬的琴声与铁器的撞击声交织在一起，仿佛是大自然的交响乐，回荡在山阳的竹林间，成为了最动人的乐章。
阮咸和刘伶也是志同道合的好友，刘伶对酒有着近乎痴迷的热爱，常常创作《酒德颂》来表达自己旷达的心境。虽然阮咸并不像刘伶那样嗜酒如命，但他非常欣赏刘伶的坦荡和不拘小节。两人时常一同畅饮，无论是在竹林中，还是在大庭广众之下，都能随性而为，毫不顾忌他人的眼光。
在“竹林七贤”的雅集中，阮咸总是最为活跃的一个。他不像阮籍那样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