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才不及机，而持论过之”。
他此时所作的《岁暮赋》，以“岁聿云暮，白日西颓”起笔，借萧瑟秋景抒发亡国之痛与人生迷茫，笔调沉郁却不悲戚，初显“以理驭情”的文风特质；而他与陆机的诗文唱和，更成为后来《与兄平原书》的雏形，为中国文学批评留下了早期的珍贵对话记录。
西晋太康十年（289年），在江东蛰伏十年的陆云，随兄长陆机一同入洛。
此时的他，既有“观国之光”的文人理想，也肩负着为家族在新朝谋求出路的责任；而西晋政权虽已统一全国，却对江东士族心存戒备，亟需拉拢有声望的人才以稳固统治，这为“二陆”入洛提供了历史契机。
初到洛阳的陆云，并未像陆机那般迅速获得权贵青睐，却以“清藻之才”与“谦逊之态”赢得了文坛的认可。
他首先随陆机拜访太常张华——张华是西晋文坛领袖，也是少数主张善待江东士族的官员。
张华见陆云“容止端雅，言辞清辩”，不禁感叹：“平吴之利，在获二俊。”
随后，张华将“二陆”引荐给洛阳的文人圈，陆云得以与潘岳、左思、刘琨等名士交游。
与陆机“宏丽绮靡”的文风不同，陆云的诗文以“清省”为核心特质。
他主张“文章当贵清省，不宜繁复”，在太康年间“辞藻竞逐”的文坛中，宛如一股清流。
他的《答兄平原》诗，以“悠远由近，幽明昧彰”的简洁诗句，回应陆机的思乡之情，语言质朴却情感真挚；他的《登城赋》，描写洛阳城的繁华与自己的漂泊感，无过多铺陈，却以“望旧邦而慷慨，感时泽而伤怀”的直白抒情，打动了无数文人。
真正让陆云在洛阳文坛站稳脚跟的，是他与兄长陆机的书信往来——《与兄平原书》。
这组书信共35篇，既有对诗文创作的探讨（如“兄文虽自欲不失，然体中殊不如昔”），也有对文学理论的见解（如“文章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更有对自身创作的反思（如“吾诗乃不知好，政以解愁耳”）。
这些书信不事雕琢，直抒胸臆，不仅展现了陆云“持论精当”的才华，更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最早的“作家间对话录”，为研究太康文学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后世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评价“士龙朗练，以识检乱，故能布采鲜净，敏于短篇”，正是对他文风与批评眼光的精准概括。
除了文学成就，陆云也试图在仕途上有所作为。
他先后担任太子舍人、尚书郎、侍御史等职，虽多为闲职，却始终坚守“清正”的为官准则。
他在任侍御史时，曾巡查洛阳吏治，发现地方官员苛捐杂税、欺压百姓，当即上疏弹劾，即便得罪权贵也毫不退缩。
这种“刚直不阿”的品性，让他在西晋官场中赢得了“贞士”之名，却也为他后来的悲剧埋下了隐患——他得罪的权贵中，便有成都王司马颖的宠臣孟玖。
西晋元康元年（291年），“八王之乱”爆发，西晋政权陷入宗室混战的泥潭。
这场动乱，彻底打破了陆云在洛阳的安稳生活，也将他推向了命运的深渊。
起初，陆云与陆机一同依附于掌权的贾谧（贾后之侄），成为“金谷二十四友”之一。
但与陆机不同，陆云始终与贾谧保持距离——他虽参与文人雅集，却从不介入贾后的篡权阴谋，甚至多次借故拒绝贾谧的私请。
这种“不攀附、不妥协”的态度，让他在“金谷二十四友”中显得格格不入，却也守住了文人的风骨。
永康元年（300年），赵王司马伦诛杀贾谧，掌控朝政，陆云因曾为“金谷二十四友”成员而被免官。
不久后，司马伦意图篡位，召陆云为中书郎，命他撰写禅位诏书。
陆云以“亡国之臣，不敢预篡逆之事”为由坚决拒绝，险些被杀，幸得友人营救才得以脱身。
经此一难，陆云本已看清西晋官场的凶险，想与陆机一同归隐江东，却因陆机感念成都王司马颖的“救命之恩”，不得不随兄长留在洛阳，出任清河内史（后世故称“陆清河”）。
司马颖对陆云的才学和品性非常赞赏，对他十分器重，曾经多次征召他入朝为官，甚至还打算任命他为中书令，这可是相当于宰相的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