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是如鱼得水。
在担任着作郎期间，束晳完成了一项对中国学术史影响深远的工作——整理“汲冢竹书”。
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汲郡（今河南卫辉）的一个盗墓贼在挖掘战国时期魏襄王的陵墓时，发现了一批用战国古文（蝌蚪文）书写的竹简，总数达数十车之多。
这些竹简出土后，因盗墓贼的破坏与长期埋藏于地下，大多残缺不全，文字也难以辨认。
晋武帝得知后，命张华负责整理这批竹简，张华便将这一重任交给了束晳。
整理汲冢竹书的工作异常艰巨。
首先，竹简上的文字是早已失传的战国古文，当时能辨识这种文字的人寥寥无几；其次，竹简因受潮、虫蛀等原因，很多文字模糊不清，甚至出现断简残编的情况；再者，竹简的顺序被完全打乱，需要根据内容重新编排。
束晳接到任务后，丝毫不敢懈怠，他先从辨识文字入手，对照当时流传的古文典籍，逐字逐句地解读竹简上的文字；
然后根据文字内容，将残缺的竹简进行拼接，将混乱的顺序重新梳理；
最后，再将解读后的内容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抄写下来，编成完整的书籍。
经过数年的努力，束晳最终从汲冢竹书中整理出了数十种古籍，其中包括《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琐语》《易经》等重要文献。
《竹书纪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记载了从夏商周到战国时期魏襄王的历史，其中很多内容与《史记》等传世典籍不同，比如“太甲杀伊尹”“共和行政为共伯和摄行天子事”等记载，颠覆了传统的历史认知，为研究先秦历史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穆天子传》则记载了周穆王西征昆仑山，会见西王母的故事，不仅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还充满了浪漫的神话色彩，成为后世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
束晳对汲冢竹书的整理，不仅挽救了一批濒临失传的珍贵文献，更推动了西晋时期的学术研究，他也因此被后世学者誉为“中国古代文献整理学的先驱”。
除了文献整理，束晳在儒学研究上也颇有建树。
他深感当时的儒学研究过于注重章句之学，而忽视了经义的本质，于是便撰写了《五经通论》五卷。
在这部着作中，束晳不拘泥于前人的注疏，而是结合自己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对《诗》《书》《礼》《易》《春秋》五部经典的义理进行了全新的阐释。
比如在解读《诗经·七月》时，他不仅分析了诗歌的艺术手法，还结合西晋时期的农业生产状况，探讨了诗歌中所反映的古代农业制度与农民生活，使儒学研究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在解读《礼记·礼运》时，他对“大同”“小康”的社会理想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大同之世虽不可复，然小康之治可通过仁政实现”，体现了他关注民生、心系天下的情怀。
《五经通论》问世后，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好评，成为当时儒生研习五经的重要参考书，挚虞评价此书“融贯古今，通达义理，为儒学注入了新的生机”。
束晳的文学创作，同样具有鲜明的特色。
与陆机、潘岳等人“辞藻绮丽，铺陈夸张”的文风不同，束晳的文章更注重内容的质朴与情感的真挚，尤其是他的赋作，多以民生疾苦、田园生活为题材，充满了对底层百姓的同情与对田园风光的热爱，被后世称为“质朴赋风的代表”。
他的《劝农赋》是西晋赋作中的名篇。
当时西晋朝廷为了恢复因战乱而凋敝的农业生产，推行了“劝农政策”，但地方官吏却借此机会盘剥百姓，导致农民苦不堪言。
束晳目睹了这一现象，遂作《劝农赋》以讽喻。
赋中先是描绘了“春阳布泽，万物萌发，农夫荷锄，深耕细作”的美好景象，然后笔锋一转，揭露了地方官吏“催租逼税，强征劳役，农夫终年劳作，却不得温饱”的残酷现实，最后呼吁朝廷“轻徭薄赋，体恤民生，使农夫能安于耕织”。
全文语言质朴无华，情感真挚深沉，没有丝毫的雕琢之痕，却字字句句都饱含着对百姓的怜悯之情，被誉为“西晋赋作中少有的民生之作”。
除了《劝农赋》，束晳的《贫家赋》也极具代表性。
这篇赋以自身的生活经历为蓝本，描绘了寒门士人“室无完堵，衣无全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