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便溘然长逝。
司马师的一生，虽然短暂（仅48年），却对三国后期的历史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是司马氏代魏的“关键承继者”——父亲司马懿为司马氏奠定了掌权的基础，而司马师则通过平定叛乱、废立皇帝、巩固权力，将司马氏的统治从“不稳定”推向“稳固”，为弟弟司马昭“称公封王”、侄子司马炎建立西晋铺平了道路。
若没有司马师在高平陵之变中的“三千死士”，没有他平定王凌、毋丘俭之乱的铁血手段，没有他废立魏帝的决断，司马氏或许早已被曹魏宗室推翻，西晋的建立也将无从谈起。
从政治与军事才能来看，司马师无疑是三国后期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他沉稳隐忍，善于谋划，在高平陵之变前“阴养死士”，体现了他的长远眼光；他临危不乱，在政变与叛乱中调度有序，体现了他的军事才能；他恩威并施，在掌权期间整顿朝纲、收拢民心，体现了他的政治手腕。
就连《晋书》也评价他“雅有风彩，沈毅多大略，少流美誉，与夏侯玄、何晏齐名。
晏常称曰：‘惟几也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子元是司马师的字）。
然而，司马师的一生也充满了争议。
他作为曹魏的臣子，却“专权跋扈”，诛杀宗室，废立皇帝，被后世视为“乱臣贼子”的代表。
尤其是他在平定叛乱时“夷三族”的铁血手段，以及废黜曹芳的行为，被传统儒家史观批判为“不忠不义”。
唐代史学家房玄龄在《晋书》中虽肯定了他的才能，却也指出他“遂使神器幽沦，宗祊颠覆，昭、师之志也”，认为他与司马昭是导致曹魏灭亡的“罪魁祸首”。
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司马师的行为并非单纯的“篡权”，而是三国后期“士族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自东汉末年以来，世家大族逐渐成为社会的核心力量，曹魏政权虽由曹操建立，但始终依赖世家大族的支持。
司马懿、司马师父子之所以能掌权，本质上是因为他们代表了世家大族的利益，而曹魏宗室的“集权尝试”（如曹爽的改革）则损害了世家大族的利益，最终导致了司马氏的崛起。
司马师的一系列举措，既是为了司马氏的利益，也是为了维护世家大族的统治秩序，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士族政治”的“维护者”与“推动者”。
司马师去世后，被追赠为大将军、舞阳侯，谥号“忠武”；其侄司马炎建立西晋后，追尊他为潜龙在渊，权倾朝野：西晋奠基人
司马师去世后，被追赠为大将军、舞阳侯，谥号“忠武”；其侄司马炎建立西晋后，追尊他为“景皇帝”，庙号“世宗”，将其灵位供奉于太庙，与司马懿（晋宣帝）、司马昭（晋文帝）并列，成为西晋皇室认可的“开国三祖”之一。
这一追尊，不仅是对司马师功绩的肯定，更标志着他正式从“曹魏权臣”转变为“西晋皇室先祖”，其历史地位被永久定格。
从后世评价来看，司马师的形象始终存在“两极分化”。
在传统封建史观中，他是“篡夺曹魏江山”的乱臣，与司马懿、司马昭一同被钉在“不忠”的耻辱柱上。
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虽客观记载了司马师的生平，却在评语中强调“司马氏专权，废立君主，实乃周室东迁以来未有之大变”，将其视为“礼崩乐坏”的代表；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更是在《读通鉴论》中痛斥司马师“以臣废君，以私害公，虽有小智，终为乱贼”，认为他的行为彻底破坏了“君君臣臣”的封建伦理。
但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时代背景”出发，重新审视司马师的角色。
三国后期，曹魏政权早已陷入“内耗”：曹叡之后，曹芳、曹髦等皇帝均年幼，无法掌控朝政；宗室子弟或昏庸无能，或野心勃勃（如曹爽），导致朝堂派系林立，民生凋敝。
而司马师掌权期间，虽有“专权”之名，却实实在在推动了一系列有利于国家稳定的举措——他平定叛乱，避免了国家分裂；他整顿吏治，提升了行政效率；他轻徭薄赋，缓解了百姓疾苦。
从“治国成效”来看，司马师的执政能力，远胜于同期的曹魏宗室。
更重要的是，司马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