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
曹操无奈，只好转身离开，走到门口时，又回头问道：“真的不能再挽回了吗？”
丁夫人仍是一言不发。曹操叹息道：“这可真是决绝啊。”
此后，曹操便与丁夫人正式离婚，并允许她改嫁，但丁夫人始终没有再嫁，最终在谯县病逝。
丁夫人的离开，让曹操深感愧疚。
后来，曹操病重，临终前回忆起往事，曾对身边的人说：“我一生行事，从未后悔。但若是死后有灵，子修问我‘我的母亲在哪里’，我该如何回答啊！”
这番话，道尽了曹操对曹昂的愧疚与对丁夫人的遗憾——他可以不在乎天下人的评价，可以背负“奸雄”的骂名，却无法面对儿子在九泉之下的质问。
这份愧疚，成为了曹操心中永远的痛。
从曹魏政权的继承格局来看，曹昂的死更是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彻底改写了曹魏的历史走向。
在曹昂去世前，作为长子且兼具德行、能力与声望的他，无疑是曹操最顺理成章的继承人。
若曹昂存活，以他的身份与能力，必然会在曹操的扶持下逐渐掌握军政大权，曹丕、曹植等人根本没有机会参与夺嫡之争——毕竟，在东汉的宗法制度下，“长子继承制”是天经地义的传统，且曹昂的才德早已得到士人与军队的认可，根本不会出现后来“曹丕与曹植争储”的混乱局面。
但曹昂的死，让曹操的继承人选陷入了空缺。
曹操的次子曹丕虽年长，但性格隐忍多疑，且在军中与士林中的声望远不及曹昂；三子曹植才华横溢，深得曹操喜爱，却恃才傲物，缺乏政治手腕与军事能力；四子曹彰勇猛善战，却只懂军事，不懂治国。
因此，曹操在选择继承人时，陷入了长期的犹豫——他曾多次在曹丕与曹植之间摇摆不定，一会儿看重曹丕的沉稳，一会儿又欣赏曹植的才华。
这种犹豫，直接引发了曹丕与曹植长达十余年的明争暗斗。
为了争夺储位，曹丕与曹植各自拉拢势力：曹丕得到了贾诩、司马懿、陈群等老臣的支持，曹植则得到了杨修、丁仪、丁廙等名士的拥护。
双方明争暗斗，互相陷害，不仅消耗了曹魏集团的内部力量，还埋下了“士族与宗室矛盾”的隐患——司马懿等士族之所以支持曹丕，并非真心拥护他，而是想通过扶持曹丕，扩大士族的权力；而杨修等名士支持曹植，也只是想借助曹植的平台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这种“以利益为纽带”的支持，注定无法长久。
最终，曹丕在贾诩等人的帮助下，于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被立为魏王世子。
但这场夺嫡之争，却让曹丕对兄弟、对士族都充满了猜忌——他即位后，不仅逼死了曹植的亲信杨修，还对曹植严加防范，多次打压宗室子弟；同时，他又不得不依靠司马懿等士族来巩固政权，导致士族的权力逐渐膨胀，为后来“司马懿篡魏”埋下了祸根。
可以说，若曹昂不死，曹魏政权或许能避免“夺嫡之争”的内耗，也不会出现“士族专权”的局面，其国运或许会截然不同。
此外，曹昂的死还影响了曹魏政权与士族阶层的关系。
曹昂举孝廉出身，且仁孝笃实，深得士族阶层的认可——许多谯县士族与中原名士都将曹昂视为曹氏集团的“道德标杆”，认为他能继承曹操的基业，实现“儒法合流”的治国理想。
但曹昂死后，曹丕为了争夺储位，虽然也极力拉拢士族，却更多是依靠利益交换，而非道德认同；曹植则因恃才傲物，得罪了不少士族。
因此，士族阶层对曹魏政权的认同感逐渐下降，这也为后来司马懿依靠士族力量篡夺曹魏政权提供了便利。
曹昂虽战死沙场，却并未被历史遗忘。
随着曹魏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历代曹魏皇帝都对曹昂进行了追封与祭祀，以表彰他“让马救父”的忠勇之举，也借此维护宗法伦理与皇室尊严。
这份跨越数代的追封，既是对曹昂个人德行的认可，更是曹魏政权对“孝悌”“忠勇”等儒家核心价值观的标榜——在乱世中，唯有坚守道义，才能凝聚人心、稳固基业。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病逝于洛阳，曹丕继承魏王之位，同年逼迫汉献帝禅让，建立曹魏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