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大臣的怯懦；听到的不是歌颂大汉盛世的雅乐，而是宫廷深处宫人关于“魏王何时进位为王”的窃窃私语。
她与父母的相处，也充满了时代的无奈。
父亲汉献帝刘协，虽为天子，却连保护妻儿的能力都没有——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伏皇后因密谋诛杀曹操，事泄后被曹操派人从宫中拖出，囚禁至死，其所生的两位皇子也被鸩杀，这一幕距离万年公主降生仅一年，宫中之人虽不敢明言，却难免在言行中流露恐惧。
刘协对这位新生的女儿，或许怀有愧疚与疼爱，却不敢公开表露——他怕自己的关注会给女儿带来灾祸，只能在无人之时，轻轻抚摸女儿的额头，沉默不语。
而母亲曹节，是万年公主童年最亲近的人，却也背负着沉重的身份枷锁。
曹节是曹操的次女，与姐姐曹宪、妹妹曹华一同入宫为献帝嫔妃，后被立为皇后。
她虽为曹氏之女，却在嫁给献帝后，逐渐生出对汉室的归属感——她同情丈夫的遭遇，不满父亲的专权，却又无力反抗。
在万年公主面前，曹节或许会刻意隐藏自己的痛苦，为女儿缝制衣物，教女儿唱简单的童谣，但当曹操派人入宫传达“旨意”时，她眼中闪过的恐惧与无奈，仍会被年幼的万年公主捕捉到。
有记载称，曹节曾多次拒绝曹操索要皇宫兵权的要求，甚至与父亲发生争执，这些争执虽未波及万年公主，却让皇宫中的压抑氛围愈发浓重。
童年的万年公主，或许并不明白“权力”“傀儡”“亡国”的含义，但她能感受到宫廷的冷清——没有其他宗室子弟一同玩耍，没有王公大臣前来朝贺，甚至连宫人的笑容都带着刻意的讨好与疏离；她也能感受到父母的小心翼翼——父亲从不带她去朝堂，母亲从不让她与宫外之人接触。
这种“被保护”的背后，是她身为“大汉公主”却毫无自由的困境，也是那个时代皇室子女的共同宿命。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是万年公主人生的第一个重大转折点，这一年，她年仅五岁，却亲历了大汉王朝的最终覆灭。
正月，曹操病逝于洛阳，世子曹丕继承魏王之位，大汉王朝最后一道“缓冲屏障”彻底崩塌——曹操虽专权，却终其一生未敢篡汉，而曹丕年轻气盛，又有群臣怂恿，早已觊觎皇位多时。
曹丕继位后，立即着手筹备禅位之事：先是授意群臣上书“劝进”，称汉献帝“德薄”，应“效法尧舜”，将皇位禅让给“德配天地”的魏王曹丕；后又派人入宫，向汉献帝施压，要求其交出传国玉玺。
据《后汉书·献帝纪》记载，曹丕先后三次“拒绝”劝进，实则是为了彰显自己“不愿夺位”的姿态，而汉献帝则被迫三次下达“禅位诏”，每一次诏书的颁布，都像是在汉室的棺材上钉下一颗钉子。
禅位仪式定于同年十月，在洛阳南郊举行。
这一天，汉献帝刘协身着素服，从许昌前往洛阳，将传国玉玺亲手交给曹丕；而曹节皇后，作为万年公主的母亲，却以惊人的勇气反抗了这场“篡汉”闹剧。
史书记载，当曹丕派人入宫索要玉玺时，曹节怒而不应，直至来人多次催促，才将玉玺掷于地上，怒斥道：“天不祚尔！”
这句话，既是对兄长曹丕篡汉的悲愤控诉，也是对汉室覆灭的无奈哀叹。
彼时的万年公主，或许正被母亲抱在怀中，她听不懂母亲的怒斥，却能感受到母亲身体的颤抖，看到父亲眼中的泪水，以及周围人或冷漠或畏惧的眼神——这一幕，成为她童年记忆中最深刻的画面，也让她过早地明白了“亡国”二字的沉重。
禅位之后，曹丕改国号为“魏”，定都洛阳，史称魏文帝，东汉王朝正式灭亡。
曹丕为了彰显自己的“仁厚”，并未加害汉献帝一家，而是将刘协降为山阳公，赐予山阳郡（今河南焦作）为封邑，并下诏“山阳公位在诸侯王上，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以天子车服郊祀天地”。
但这份“优待”，实则是另一种形式的软禁——山阳郡四周皆有曹魏军队驻守，刘协一家的一举一动都在监视之中，不得与外界随意往来。
同年年底，万年公主随父母离开许昌皇宫，前往山阳郡。
离开时，她或许回头望了一眼这座生活了五年的宫殿——宫墙依旧高耸，却已不再
